埃 博 拉 战 争

盖尔的第一步工作是从血清提取埃博拉病毒的遗传物质。盖尔测试了所有样品，以确定其中是否有埃博拉病毒存在。在微管中的49人的血液样本中，有14人已经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只通过观察，他就能确定哪个样品是感染者的：这些感染者的血清样本中，由于病毒破坏了血液，所以血清因为布满了死亡红细胞而变得浑浊。他因为要将所有的微管放入离心机里离心，然后加入化学药剂，所以工作到很晚。这一步工作完成后，每个微管中得到了14小滴的清澈透明的水溶液。每一滴液滴里都存在着大量的断股RNA，这些RNA片段是曾经在凯内马周边的14个感染者的血液中漂流的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片段。由于在病毒的繁殖过程中有发生突变的可能因此在每个微管中有很多不同的基因组。

第二天早上，盖尔乘车携带着装有埃博拉病毒RNA液滴的小盒子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在Broad研究所的实验室，他和一位名为莎拉•温尼奇（Sarah Winnicki）的同事以及另外两个研究小组将制备的RNA进行了解码。这项工作花了四天时间，盖尔和温尼奇几乎没睡。最终，他们将14个样品合并成了一个澄澈的水溶液小液滴。这滴液滴中包含了大约六万亿的DNA片段，这些片段中的每片都是血液样本中RNA片段的镜像。这些片段大多数都是人类的遗传密码，不过还有大约两千亿片段为埃博拉的遗传密码。除此之外，还有成百亿片段属于恰巧存在于血液中的细菌和其他病毒。这滴液滴被称为“文库”。

液滴中的每个DNA片段都被标记了一个独特的代码，短短八个字母的DNA代码特定的识别来自于十四感染者的遗传片段。“可以将每个加上代码的DNA片段看成一种书，”盖尔说。 “这本书在封皮上有装订，并且有一个I.S.B.N编号。 这本书很短，所以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消化它。 你可以通过I.S.B.N编号找到你想要的书，这就是液滴被称为文库的原因。 在DNA文库里的图书都装订好以便录入到仪器（基因测序仪）中，用这台仪器阅读所有的图书。”这滴液滴中所包含的由DNA编码的图书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要多得多。如今这些书是巨大而杂乱的一堆，它们的封皮之间覆盖着什么是未知的。

6月13日，星期五，盖尔携带着一根带有液滴文库的微管来到了Broad研究所的基因组学平台的登记站。 该平台有一套挤满DNA测序仪的房间。每台机器为大小约为家用冰柜的白色矩形柜子，价值一百万美元; 在平台中有超过50台这样的机器，排列成行。这些机器由6名技术人员操作，昼夜不停地读取所收集来的生物样板的DNA密码。近期，机器已经读取了兔子、腔棘鱼、疟原虫、携带疟疾的蚊子、假丝酵母、EB病毒的基因组，以及一些与癌症，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的人类基因。

技术人员用移液管移吸取了盖尔带来的埃博拉病毒液滴的大约十分之一，如同潮湿天气里的一点露水，把它放称为流式池的载玻片上。 这一点液体中包含从14名埃博拉患者的血液中提取的文库全部代码。 水流入流式池的通道，流入Illumina公司的机器HiSeq 2500——世界上最快的DNA测序仪之一的入口。

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测序仪会自动工作，使液体脉冲式流过流式池，同时用激光照射。于流式池的表面上，亿万的DNA片段聚集成亿万微观有色斑点。这些特殊的点的颜色会在处理过程中改变，相机会记录点的区域改变并将数据存储下来。二十四小时后，机器读完盖尔带来的文库中所有的标记DNA片段。这些数据被发送到Broad研究所的计算机阵列，将所有的片段组装成完整的遗传密码——将文库中的大量的书籍组织起来，并将密码子按照顺序有条理地依次摆放在书架上。6月15日，星期日，盖尔和萨贝提得知电脑的整理工作已经完成。其结果是得到14个埃博拉感染者中12个人体内的埃博拉病毒全基因组（电脑没有能够整合另外两个人体内的埃博拉基因组）。萨贝提和她的研究组开始分析遗传代码，看看埃博拉病毒到底如何改变。

七月初，史蒂芬•盖尔与萨贝提研究组中的另一名成员一起飞往塞拉利昂，带着他们准备用于埃博拉疫情的实验室设备来到了凯内马医院。盖尔所看到的一切让他难过。埃博拉患者从农村涌入，凯内马充斥着死亡和恐惧的气息。他们住满了已经成为埃博拉病房的拉沙病房。由塑料墙壁和塑料屋顶构成的大面积的第二病房也已经竖立了起来。第二病房同样住满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个新病房有一个塑料观察窗，可以供人们与自己在病房内的亲人进行交谈。观察窗的周围聚集着埃博拉患者的亲属。根据盖尔的回忆，那里有看到自己的亲人活着来到窗前，可以走路时的惊喜和欢呼，也有传来亲人病逝消息时的痛苦和哭泣。被阻挡在白色建筑周围也有一些沉默的人以及如同穿着太空服的卫生工作者们。在世界的这一角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疾病的传染理论，相信疾病可通过微生物传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医生不让他们在自己亲人的葬礼上看到或触摸自己的亲人？很多人不选择信任政府而是选择相信宗教对于疾病传播的解释。

乌玛尔•汗工作在埃博拉病房中。在盖尔看起来，当汗走出病房脱下了个人防护装备时，他看起来疲惫而紧张。汗会定期与国际援助人员见面，他用自己的手机给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和塞拉利昂卫生部的官员打过无数的电话，恳求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资源。 他也会打电话给家人，他有九个兄弟姐妹，其中几位居住在美国，他的父母还活着，住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不远的一个叫Lungi的小镇上。他也会和帕尔迪斯•萨贝提说他计划加入她的在哈佛的研究组几个月。他迷上了基因组学，他想知道如何给埃博拉病毒测序。萨贝提对我说，汗受不了官僚机构对于疾病爆发的应对态度，然后他会回到埃博拉病房，那里似乎是可以使病人脱离苦难的避难所。他似乎在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照顾病人的时候会更加自在。

汗加入拉沙项目已经十年了。2004年，他的前任，阿尼鲁•康特（Aniru Conteh），由于不小心被怀孕拉沙热患者污染的针头扎伤而感染了拉沙热病毒，在护士的照料下，他与拉沙热抗争了十二天后死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政府都找不到愿意接手拉沙项目的人，直到刚刚从塞拉利昂医学院完成实习的汗同意接受这份工作。 

汗开了一辆破旧的汽车来到工作的地方。那一年他三十岁，是一个爱开玩笑并挂着温和微笑的英俊男子。就这样汗开始了他的工作，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的病人。一天，一位名叫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的美国研究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出血性腹泻。汗来到了费尔位于附近的天主教传道所的住所给他看病，费尔发现汗对病人的态度极好。在开了处方抗生素后，汗愉快的对费尔说，“你会没事儿的。”但是在离开时，汗忘记了关门。过了一会儿，费尔听见他对其他人说，“他快死了，但我不能让一个外国人死在我手上。”费尔开始有所好转，并且很快和汗成为了朋友。几年后，当他们在新奥尔良的一家酒吧喝啤酒时，费尔告诉汗，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他听到了汗说他快死了。汗回答道，“是啊，那时你是快死了。”“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汗大笑道，“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象我对你说你快死了吗？”

汗长时间的工作在埃博拉病房并试图安抚病人们。 之后有一个护士由于感染了埃博拉而死亡，而她甚至没有被安排在埃博拉病房里工作。病毒颗粒是看不见的，而在埃博拉病房里充斥的埃博拉病毒却是一个天文数字，它们遍布了地板和患者全身。

病毒在空气中有两种明确传播方式。一种被称为飞沫传染，病毒可以伴随着体液被释放到空气中，例如，咳嗽的时候带出的唾液中。液滴在空中能够传播几英尺的距离并很快掉在地上。病毒传播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空气传播。在这种模式下，该病毒通过微小的体液液滴进入空气中，干燥后进入尘埃中，随着尘埃病毒可以在空气中漂浮很长一段距离，数小时或数天内都可以被吸入到肺部并引发感染。麻疹病毒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已经观察到它可以在空气中漂浮半个封闭足球场的长度。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体液传染，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它能够进入干燥粉尘中吸入肺部后感染。1989年，一种今天被称为雷斯顿病毒的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线状病毒，曾经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的一栋关满猴子的建筑物中爆发，并在笼子与笼子之间进行了传播。一种未经证明的可能传播方式是，病毒颗粒通过用于清洁笼子的高压喷射软管而进入到空气中，然后通过大楼的空调系统散布到各处。埃博拉病毒专家之间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你没有穿生物防护服，你应该站在离埃博拉患者至少有六英尺远的距离，以防止病毒飞沫传播。

有些埃博拉感染者会变得糊涂、挣扎、抽打自己并从床上摔下来，他们会流鼻血，这又会刺激他们打喷嚏，他们会有喷射性呕吐，并且伴有咳嗽。有些患者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他们所排出的所有体液都携带着在他们体内趋于饱和的埃博拉病毒。在凯内马新建的塑料埃博拉病房内的病床有非洲医院中十分常见的霍乱病床。霍乱病人会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水样腹泻，因此霍乱病床上有一个塑料覆盖的床垫，在床垫的中央有一个洞。在洞下方的地上会放置一个桶以便病人将粪便排泄到桶中。在埃博拉病房里，护士清理水桶并试图保持环境卫生，但是根本做不到。然后一些护士开始翘班。由于地处热带高温，埃博拉病房的气味变得浓烈。

7月12日前后，一直在距离凯内马200英里的弗里敦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约瑟夫•费尔，驱车前往凯内马寻找他的朋友汗医生。费尔后来告诉我，几个小时的车程后，费尔找到了他，但他却不能和他的朋友说上话。因为汗在塑料埃博拉病房里面，那里真的是一个烂摊子。病房里有三十多个埃博拉患者，他们躺在霍乱病床上，地上溅满了一切可以从人体中流出的东西。汗与一名护士正在查房，他们都穿着个人防护装备。

一位一直在凯内马帮忙的美国埃博拉病毒治疗医生丹尼尔•鲍施（Daniel Bausch）和他的同事最近写下了汗曾经说过的话“我必须承认我很担心我的生命，卫生工作者很容易生病，因为我们永远是病人能求到的第一站。”他们也引述了汗的姐姐伊莎塔（Isatta）说过的话“我告诉他不要去，但是他却对我说，如果我不去照顾他们，那么将来谁来照顾我？”或许汗也会想起那个死在自己病房中的他的前任康特医生。

阿列克斯•莫依格波（Alex Moigboi）是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很多年很受欢迎的人，他被检测出感染了埃博拉。在这之后，护士长穆巴鲁•方妮（Mbalu Fonnie），她从20世纪九十年代医院成立以来就开始在这儿工作，是个有时会用桑科（Sankoh）作为自己姓氏的寡妇，开始感到乏力、战栗并伴随着发热。起初，她低估了自己的症状，并持续着一周七天的工作，每天工作14个到16个小时。 她觉得自己得了疟疾，并给自己的静脉注射了治疗疟疾的药物，但她并没有好转。之后她进行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在同一天，另外两个凯内马医院的护士，法蒂玛•卡马拉（Fatima Kamara）和维罗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被检测出埃博拉病毒阳性。莫依格波于7月19日死亡，而两天后方妮也离开了人世。

许多凯内马医院的工作人员吓坏了，他们开始呆在家里不上班。汗常常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在埃博拉病房的工作。塞拉利昂的保健系统在埃博拉病毒的压力下开始变得退化崩溃，并且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组织的援助也已经捉襟见肘。无国界医生针对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在距离凯内马50公里的塞拉利昂东部的凯拉洪成立了疾病治疗中心。在利比亚，名为善普施的基督教慈善组织的医生和护士们在ELWA医院照顾着病人，这所在蒙罗维亚附近的医院挤满了病人。汗会定期与帕尔迪斯•萨贝提联系，有一天汗对她说“我们都在孤军奋战”，萨贝提告诉他，她和她的同事们正在作战室里为他匆忙的准备人员和设备，他们也会呼吁世界各地，寻找更多的医生和更多的帮助。萨贝提后来告诉我，“人手和帮助就快要到了，但这仅仅是隔靴搔痒，还远远不够。”

萨贝提警告汗不要给自己过度压力和劳累。“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他告诉她，“我要尽我所能来帮助这些人，”然后他就会穿上装备返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这场有无数战士死亡和逃跑的战斗中的将领。

舍克•乌玛尔•汗（Sheik Humarr Khan）医生

7月19日，在一个大型的员工会议上，大家注意到汗看起来不太好。第二天，他没有来上班。他将自己隔离在家中。第二天早上，汗要求对他测试。一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去他家为他抽血化验：化验结果埃博拉病毒呈阳性。汗不想在凯内马就医，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员工看到他已经出现了感染症状，他觉得他的状况会使他们的意志变得消沉而失去斗志。第二天，他爬进一辆救护车，这辆救护车载着他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带他来到了凯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凯拉洪的治疗中心，有一个由发电机供电的冰柜，里面冷冻了三小塑料瓶的冷冻水溶液。里面是哺乳动物免疫系统对于入侵的微生物自然防御产生的抗体，一种Y型的分子。这些液体是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药物，名字叫做ZMapp，三瓶ZMapp药物为针对一个人的一疗程的药量。这种药物还没有经过任何的人体测验。这是一种在过去十年里由一群几乎没有得到埃博拉病毒专家群体认可的科学家用很少的钱研发出的药物。数十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但主要研究人员拉里•蔡特林（Larry Zeitlin），马普生物制药公司（Mapp Biopharmaceutical，位于圣迭戈）的总裁；吉恩•加勒德•奥林杰（Gene Garrard Olinger）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的负责人; 邱祥国（Xiangguo Qiu）和加里•克宾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研究所在温尼伯的研究人员。ZMapp是一种三种抗体的鸡尾酒混合物，看起来对杀灭埃博拉病毒特别有力。Mapp生物制药与制造商和肯塔基州生物加工公司（Kentucky BioProcessing），已经开发出用烟草植物生产ZMapp的方法。

在2014年4月，也就是汗病倒前的三个月，克宾格和他的小组在加拿大首次用感染埃博拉的猴子对ZMapp进行了测试。他们给了猴子达到致死量的一千倍的埃博拉病毒。出乎研究人意料的是，这种药物挽救了猴子。ZMapp即使针对濒临死亡的动物也可以起效。克宾格和他的研究组发现他们需要给动物们三剂ZMapp，每隔几天给一次。克宾格将这个过程比作职业拳击比赛中的三拳发力：前两拳是为了击倒埃博拉病毒，而第三拳是为了结束战斗。六月下旬，埃博拉病毒已经席卷了整个西非，克宾格从他在温尼伯的实验室来到凯拉洪，给凯拉洪的医生带去了实验室设备，还有三个塑料瓶的ZMapp，并将它们放在凯拉洪的冰柜里。他只想看看ZMapp在热带气候的高温以及在不确定的电力供应的情况下药物的有效性是否会被破坏。他并没有想到ZMapp会被使用。

塞拉利昂政府视乌玛尔•汗如今的困境为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汗一病倒，政府官员就发出了一系列电子邮件给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询问是否有药物或者疫苗可以帮助到汗。在一系列的国际电话会议中，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塞拉利昂政府、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美国陆军的科学家以及在凯拉洪埃博拉中心的来自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工作者们争论了如何治疗汗。在电话会议的许多人认识汗，将此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讨论很快就集中在ZMapp上，它似乎比其他的药物更有希望。可为什么是汗，而不是其他的病人可以得到实验性药物？如果他死了怎么办？ZMapp曾在几个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测试过，但那又有什么重要意义么？它是在烟草植物中产生出来的人-鼠抗体。如果这种物质进入血液，人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如果药物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凯拉洪并没有重症监护病房。如果因为西方国家的试验性药物杀害了汗，塞拉利昂人民会因为西方国家害死了他们的民族英雄、非洲科学家汗而产生雷霆怒火的。可是，如果没有给ZMapp，而他却死了，那么人们可能会说，西方国家有一种特效药但是他们却隐瞒了。克宾格回忆时说“我要确保我的语气保持中立。”在电话上的讨论持续了三天。

同时，在向南322公里（二百英里）的ELWA医院，一名59岁的美国卫生工作者南茜•怀特波（Nancy Writebol）开始发热。她检查呈疟疾阳性，她在医院里她与她的丈夫大卫•怀特波（David Writebol）居住的房间里休息。此后不久，33岁的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在ELWA医院善普施，给善普施医疗救援的负责人兰斯•普莱勒（Lance Plyler）打电话说“不要惊慌，兰斯，但我想我已经发烧了。”他把自己隔离在位于医院内的房间中，善普施将他的血液样本送到了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普莱勒告诉我，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一个医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所以他在样品上标记了一个假名字——丹波斯•内尔（Tamba Snell）。

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以前是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罗维亚国际机场附近森林中一条土路的尽头。这里有良好的技术人员和精良的装备。一名美国病毒学家，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与她的利比里亚和美国同事在这里工作，他们正在检测几十个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临床液体样本。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亨斯利在国立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工作，并已经在美国政府的生物污染实验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过十五年。她和她的同事们，穿着加压的P.P.E.服装，使用PCR仪找出埃博拉病毒是否存在于样品中，以帮助在利比里亚的医生确定感染者。技术人员在实验室测试了丹波斯•内尔的血样。亨斯利将检测埃博拉病毒阴性的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善普施的医生，但丹波斯•内尔的真身肯特•布兰特利病情却加重了。

7月25日，国际专家组最终作出了一项决定，他们认为ZMapp风险太大，所以不会给乌玛尔•汗用这个药。汗被告知了这个决定，没人知道他本人是否参与作出这个决定。同一天，汗 在费城的兄弟沙希德（Sahid）开始发疯般地给凯拉洪打电话，想要同汗通话。几天来沙希德一直拨打汗的手机，却始终无人接听。最终，沙希德找到了在凯拉洪当地的其他人，并要求和自己的兄弟通话。当被告知“没有可能和汗医生通话，”的时候，沙希德生气地嚷着说“那我需要一张他的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很快， 有人就通过短信发给他一张汗 的照片。照片中，汗瘫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皮沉重。尽管脸上还闪着一丝笑意，但却显得疲惫不堪，没有精神。沙希德相信，汗的这一点笑意是为他们的母亲做出来，为的是不要让她担忧。

在蒙罗维亚的实验室中，丽莎•亨斯利和她的研究组收到了来自“丹波斯•内尔”的另一份样品。 亨斯利 随后又收到了一名疾控中心官员的电子邮件，告诉她血样来自一名同行。亨斯利 明白这意味着一位疾控人员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接着又收到一个样品，标记的名字是南茜•约翰逊（Nancy Johnson）。 亨斯利 知道这些名字都只是化名。7月26日是利比里亚的独立日，是国家假日，其他人没来上班。尽管如此，亨斯利和同事兰德尔•斯格普（Randal Schoepp）还是穿上P.P.E防护服，走进了实验室。他们从丹波斯•内尔的血样开始。很快，他们检测出丹波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亨斯利给兰斯•普莱勒发邮件写到：“我非常遗憾地通知您，丹波斯•内尔的样品结果是阳性。“ 当天晚些时候，她又发邮件告诉 兰斯•普莱勒： 南茜•约翰逊 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在ELWA，普莱勒走进肯特•布兰特利的隔离间，看着重病的布兰特利躺在床上，很是痛心。他说：“我不愿告诉你，但是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布兰特利听后，沉默了片刻，说道：“我真的不想听到你说那事”那一瞬间，普莱勒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布兰特利。据他所知，已有数种实验性的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在一封写给疾控中心驻蒙罗维亚官员的电子邮件中，善普施的医生们提出：他们希望和具有直接埃博拉药物研发经验的研究者对话，他们希望那个人能让普莱勒联系到任何可能接触到这些可能的疗法的人。

“那个人”原来就是蒙罗维亚刚刚给布兰特利和怀特波的血样做完检测的科学家丽莎•亨斯利。 她给善普施发了信息，并答应尽快访问ELWA医院。但她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能出门，天黑之后，路上不太安全。蒙罗维亚的医院中挤满了埃博拉患者，那里的医疗系统正处在崩溃边缘。在乡下，被疫情吓坏了的暴徒攻击了医院派出去的医疗队。亨斯利打电话给在蒙罗维亚的美国大使馆要了一辆大使馆的车和随同司机。当夜10点钟，汽车载着她来到了ELWA医院，当时普莱勒正在他自己的车中等着她的到来。穿过院子，他们一同驱车来到一处漆成白色的小房子，亮着灯的窗子只开了一道缝。肯特•布兰特利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窗子后面的床上，研究着自己的病情。他告诉亨斯利他已经知道有抗埃博拉病毒抗体的事情。

亨斯利曾经对对付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药物和疫苗做过实验室研究。隔着窗子，她对布兰特利讲了她总结的十九种可能的治疗选择，但这其中几乎没有一种是曾经在人身上试验过的。一月份，Tekmira制药开始对一种名为TKM-Ebola的新药进行人体试验，评价其临床安全性。这种新药在猴子身上显示的效果相当不错，但由于公司还需要为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收集更多的信息，所以这个药物的进展处于部分暂停的状态。日本也曾经对一种名为T705的抗流感新药进行过临床试验。这种药物也或许对埃博拉病毒有一些效果。亨斯利接着告诉布兰特利，她还参与过一个名为rNAPc2药物的研究，这种抗凝血剂是由一家名叫Nuvelo的公司制造的；这个药救活了3只受试猴子中的一只。布兰特利的注意力集中在ZMapp上。就他所知， ZMapp曾挽救过如他一样病情很的猴子。不过对人的效果会怎样，他也不知道。等亨斯利讲完，布兰特利的声音从窗户中传出：“丽莎，你能怎么办？”

她也不能告诉他该做什么。 “这些都是非常个人的决定，”她说道。接着她告诉他十六年前她就接触过埃博拉病毒。 当时二十六岁的她穿着太空服操作满是埃博拉病毒颗粒的液体，剪刀穿过了2层手套，割破了她的手指。那时唯一的试验性治疗手段是俄国人制造的马血清，这东西本身可能是要命的。她决定在确定自己确实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前，不去使用。事故当夜，经过开会分析事发经过，她被送回公寓。 她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有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那样的话，他们得收拾她的物品，并把她的猫带回家。

布兰特利 听了后说，尽管ZMapp还从未在人身上试验过，不过根据现有的数据，他还是要选择ZMapp。亨斯利 告诉布兰特利，如果他发生出血症状，她会为他献血。接着普莱勒开车带亨斯利穿过院子去了南茜•怀特波的房子。南茜•怀特波正在靠窗睡着。她丈夫和护士穿上P.P.E.防护服，叫醒了她，亨斯利从屋外和她说话。亨斯利注意到窗户是大敞着的，而怀特波开始咳嗽。屋顶的吊扇将屋内的空气一阵阵的从窗口吹出来，吹到亨斯利和她的同伴身上。 亨斯利能闻到卧室的气味，她不由退后一步，但没说什么。当夜晚些时候，亨斯利回到她住的旅馆后，给兰斯•普莱勒发信息道：“你们让我有点紧张啊，”她建议他们在这两位病人的窗外时要戴呼吸面具。

7月28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加里•克宾格收到一封发自兰斯•普莱勒的电子邮件，请求把ZMapp尽快寄到ELWA医院。克宾格告诉普莱勒得到该药的最近的途径是从邻国，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凯拉洪市。ZMapp就保藏在一个冰箱里。虽然亨斯利并没有参与那场是否对汗使用ZMapp药物的辩论，但她知道那个决定。而此时乌玛尔•汗快死了。

药物需要从凯拉洪空运过来，但凯拉洪没有机场。最近的机场在一个叫Foya的小镇。几天前，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一个团队在那里遭到袭击，一辆政府的车被烧了，当地的居民也开始逃离。驻蒙罗维亚的美国大使馆为亨斯利安排了一架直升机，让她自己去取。

这是一架旧的灰色俄罗斯米-8直升机，由两名乌克兰飞行员驾驶。为了让她安心，一位美国海军陆战的上校陪她前往。天下着大雨，亨斯利和上校坐在停机坪上的直升机中，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在这几个小时中，凯拉洪的乌玛尔•汗死了。最终，在一个雨停的间隙，直升机升空向北飞去。亨斯利戴着耳罩，系紧带扣，坐在上校对面的长凳上。湿气在舷窗玻璃上不停扫过，而舷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她又时不时瞥见丛林覆盖的山脊从下面滑过。她焦虑起来，特别是当上校提醒说，“我们一直能见度为零的时段飞行。”

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都在近乎零的能见度下飞行。 直升机下面，隐在雨中的大地上，埃博拉病毒在暗中地传播。没有已知的药物或疫苗可用在人身上来对抗它。亨斯利正赶路去取一种实验性药物的样品。她后来告诉我说,“如果你走在湖边，而某人正在溺水，你不能不去试着救他们。人们现在正被埃博拉病毒淹溺。

亨斯利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为了照顾她的病人，她不得不把孩子留在马里兰。一天她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助那些病人，那么我们在向我们的孩子发出什么信息？我们的孩子将从我们继承这些问题，而人们在死去。为人父母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交给孩子如何负责。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非洲的员工、家庭、病人树立一个样板。

旅程中，亨斯利打起了瞌睡。当直升机降落在弗亚（Foya）的时候，她发现一架善普施的飞机已经带着药品离开了。 他们只好又乘直升机飞回利比里亚。

ELWA医院的兰斯•普莱勒手拿药品，正在纠结着该把药给怀特波或布兰特利哪个用。他想起旧约以斯帖记中的话：“焉知你……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普莱勒发现，现在怀特波病得很重了，而布兰特利的情况却令人吃惊地好，他甚至还能在床上使用他的笔记本电脑。布兰特利更关心怀特波 的病情。他告诉普莱勒：“把药给南茜吧，我过几天就从这儿出去了。”普莱勒推迟了做出决定，这显然是由于他还想着撤离病人的飞机已在待命。又一夜过去了。

7月31日早，普莱勒去看了南茜•怀特波, 决定给她用药。 她的情况看起来已经接近埃博拉病毒病的最后阶段；她的躯体上遍布红斑和丘疹，这些是皮下出血的征兆，而且她开始内出血。她可能随时崩溃：失去血压、休克、死亡。普莱勒从冰箱里取出一只药瓶，让怀特波夹在腋下除霜。

那天晚上七点左右，普莱勒去布兰特利的房子探望。当他隔着窗子往里看时，他惊呆了。布兰特利的状况突然进入终末衰退期。他的眼窝凹陷，脸色发灰，不规则地喘息着。“临床医师都知道那种样子，他要死了。”普莱勒 后来跟我说。布兰特利自己就是临床医生，他意识到他正处于呼吸骤停的边缘。如果发生呼吸骤停，医院又没有呼吸机，他就无法活过当夜了。

普莱勒决定了，他跟肯特•布兰特利说：“肯特, 我要给你用那些抗体了。”他要把一瓶给布兰特利，另一瓶给怀特波, 第三瓶留给两人中不被撤离的那个。

一个护士从怀特波的手臂下拿出那个除了霜的药瓶。怀特波说她很高兴布兰特利能用它。普莱勒看着一名叫琳达•马步拉（Linda Mabula）的医生穿好防护服进了布兰特利的房子去准备静脉滴注。计划通过静脉滴注的办法非常缓慢地将这第一剂抗体注入布兰特利体内以免引起休克。普莱勒站在窗外为布兰特利祈祷。 不到一个小时，布兰特利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抖动，这种状况被称为寒战。它一般发生在那些被强大的细菌感染而将死的人身上。不过普莱勒对此不同的感受，他隔着窗子告诉布兰特利：“那是抗体正在踢病毒的屁股。”

三小时后，丽莎•亨斯利收到兰斯•普莱勒发来的一条短信：“肯特已经接受了一半的剂量。实话说，他看起来已经明显好起来了，真难以置信！”亨斯利回复说那些频于死亡的猴子就是在用药后数小时内显现好转的。两天后，接受过一个剂量的ZMapp以及一个从埃博拉病毒病中恢复过来的十四岁的男孩的输血治疗之后，肯特•布兰特利走上了撤离飞机。在亚特兰大的Emory大学医院，他又接受了另外从肯塔基烟草公司寄来的另外两个剂量的ZMapp抗体治疗。两星期后，他出院了，体内已没有病毒。

南茜•怀特波 有着另外一番经历。她在接受第一次ZMapp治疗后，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她的手很痒，看似是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之后，她继续内出血，以至于不得不靠输血来补偿。尽管如此，她还是活了下来。两天后，她被撤离至Emory大学医院，在那里她继续接受的ZMapp治疗和又一次输血。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ZMapp药物的世界供应暂时用尽。这种药物又被用在5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身上。其中一位是西班牙的神父，他在接受了第一剂ZMapp治疗后，很快死了。 更多的这种药物正随着肯塔基州一幢建筑物中的烟草的生长而增加着。未来两个月内，只要生产过程不出现故障，这些植物中会产生足够的药物，可用于生产20-80个疗程剂量的ZMapp。美国政府和Mapp生物制药正竭力扩大这种烟草的种植，以增加产量，但产量规模提高并非易事。另外，这一药物仍然是没有经过大规模临床检验的，还没人可以确定说它会成为埃博拉病毒战争中的一种武器。

7月31日下午两点，乌玛尔•汗的葬礼在凯内马举行。5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有镇民、科学家、医务人员以及塞拉利昂政府的部长们。很多人忍不住哭了。挖墓遇到了岩石，挖墓者花了几个小时才把坟墓挖深。直到夜里十点，当肯特•布兰特利正在为ZMapp药物流入体内打着寒战的时候，挖墓者终于把汗的遗体掩埋好了。

当汗快死的时候，帕尔迪斯•萨贝提为他和其他凯内马医务工作人员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叫“一个真理”。其中有句歌词道：“在这场战斗中，我总和你在一起。”她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唱这首歌给他听。但那时，他已经处于隔离之中了。得知他的死讯，她被“完全摧毁了，”她说：“我甚至不能开始对世界描述那种失去的感觉。”同样毁灭性的是那些坚持在凯内马病房中工作的医务人员的死亡。

整个夏天，萨贝提 和她的研究组继续解读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组，他们将结果实时发布在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NCBI）的网站上，这样可以让科学家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马上看到这些结果。接下来，在八月末，他们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地报道他们的结果。他们对五、六月中3个星期的时间内，也即病毒在塞拉利昂刚刚形成传染链的时期，在凯内马及其周边地区的78名患者血液中的埃博拉病毒的RNA编码进行了测序。在这78名病人的血样中，团队通过测序仪得到了大量的编码信息，得出了约20万张病毒的快照，并且观测到病毒随时间推移在发生突变。他们可以看出是谁把病毒传给了谁。他们还可以确切地看清每次病毒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时候是怎样发生突变的。那些快照合起来成为埃博拉病毒的一部短片。你可以把病毒想象成一群鱼，而每一个病毒颗粒就是一条鱼。这些鱼游动着、倍增着、也在变化着，直到鱼群中有了很多种类而且鱼的总数以指数形式增长。其中某些鱼儿变得比其他的鱼儿游得更好。

盖尔 和 萨贝提的研究组还发现病毒来源于一个人。他很可能是梅连杜 村的那个小男孩，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自那以后，病毒的种群发生了稳定的突变，它的编码在与人类种群的接触中发生着漂移。当病毒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时候，大约有半数情况下会发生变异，这导致病毒的一种蛋白变得些微不同。等到病毒到了塞拉利昂，传染到参加巫医葬礼的妇女身体上的时候，病毒已经产生了两种遗传谱系。两条线都是从葬礼来到塞拉利昂。有些变异已经使得埃博拉病毒对于目前的测试不那么敏感。

“由此可见埃博拉病毒可以实时分析”，萨贝提说道，“这个病毒不是一个物件。现在我们进到病毒正在干的事情中，而且我们可以及时知道我们正在同什么在作战。”

这篇《科学》杂志论文中有五名作者死于埃博拉，包括乌玛尔•汗、护士长穆巴鲁•方妮、和护士阿列克斯•莫依格波。“这篇论文里有好几条生命，”萨贝提说。除此以外，凯内马的冰柜里还有另外一千瓶的埃博拉病人血样，正在等待官僚机构的清关，以便能够送到哈佛去上机测序。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了解更近期的病毒动态。

一个经常问的问题是埃博拉病毒是否能够以干颗粒的形式通过空气传播。Broad研究所的所长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觉得这是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Lander个子很高，有一张方脸和一脸的络腮胡子，他说话很快，有种不容置疑的味道。“这个问题就好比问“斑马能飞上天吗？”。”他说。要想变成完全的空气传播，埃博拉病毒颗粒需要能够在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的灰尘上以脱水状态下活下来，之后要能够钻入肺内壁的细胞中。兰德认为，埃博拉病毒不太可能发展出这些能力。“那就好象是说病毒已经演变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然后突然演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通过空气以干燥的形式传播。一个更好的问题可能是‘斑马能学会跑得更快吗？’。”

兰德说，埃博拉病毒有很多方式可以变得更具有传染性，不见得要变成可以空气传播。例如，它可以变得对人不是那么烈性，引发温和些的疾病，引起20%的致死率而不是50%。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得病但不死，不过也许病得时间更长。这样也许对埃博拉病毒更好，因为其宿主会活得更长从而带起更多的传染路径。

在利比里亚的实验室里，丽莎•亨斯利与她同事们注意到在他们所测试的血样之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些血样中，埃博拉病毒颗粒生长到了远远超出在之前的疫情中血液里所能达到的浓度。有些血样看起来充满了埃博拉病毒。这种情况对病毒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它们遇到下一个牺牲品的几率。

“它在从人传到人的时候复制得是不是越来越好？” 亨斯利说。她不太肯定；也许在以前的爆发就已经有一些人的血液中有了这些颗粒的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回到实验室去。”

孙子，伟大的中国战略家，曾经写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亨斯利与她的研究组现在有方法观察到埃博拉病毒的变化了：他们可以一直将敌人控制在视野范围内。。这意味着，埃博拉的测试可以迅速随着病毒的变化而改进，并且科学家们也可能能够关注到它往危险方向的突变。

同时，科学家们也在开发对抗病毒的武器，并且开始进行测试。研制出ZMapp的科学家们，以及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正在加班加点的提高ZMapp的生产并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身上测试这种新型药物。他们希望药物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获得常规研究机构的支持。不过即使在增加了的生产速度的情况下，ZMapp的供应对于治疗对象来说也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它可能足以在某些感染者体内杀死埃博拉——前提是在它有效的情况下。如果有药物能够拯救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话，这也许有助于提高卫生专业人员在埃博拉病房工作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被感染了也有方法治疗。

除了候选的药物之外，疫苗也在研发之中。九月初的时候，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在二十名志愿者身上测试一种由葛兰素史克的一个部门生产的疫苗，，该疫苗基于一种腺病毒。上周，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开发并授权给NewLink遗传学公司生产的另一种疫苗VSV-EBOV，正式启动首期人体临床试验。有可能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就会有疫苗用于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的人群了，当然可能到时候能否用于普通人群还不明朗。如果疫苗是安全且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有效，并且如果它可以在热带气候下运输而不会失效，那么也许有一天就可以开展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免疫接种。

如果疫苗有效，那么也许免疫人员就可以在已知的埃博拉病毒热点地区的周边设定环形免疫接种区域。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简单地给在病毒的焦点外围一两公里之内的每一个人接种疫苗。这就好像设定一个防止火灾蔓延的防火隔离带一样。环形免疫接种是消灭天花病毒并得以在1979年宣告此事的关键。当然，目前还没有人能说环形免疫接种是否能对抗埃博拉病毒——当然，还得有一个好疫苗。无论如何，流行病学家也不会停止追踪病例以切断传染链条。

在首次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处理方式上，美国和欧洲的医院已经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连非洲经过良好训练的医务工作者都应该是不会犯的。目前，与埃博拉病毒斗争的勇士们已经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长期斗争的难缠敌手。许多武器已经失灵，不过也有一些会有作用。在这场战斗中，人类具有一些埃博拉所不具备的优势，包括自我意识、团队合作的能力、牺牲精神，这些特质在我们人类扩展到我们环境中的时候帮助过我们。如果埃博拉会变化，我们也会改变，而且我们可能变得比埃博拉病毒更快。( 翻译：张文宇 老陈哥 郭丹   感谢殷建松先生推荐原文 )

作者百科链接：理查德•普莱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