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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明代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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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header}}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面入手。 {{Hierarchy footer}} {{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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