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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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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header}} '''一、[[藏医学]]的发展'''<br />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一带的社会已经逐渐进步,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朗日松赞藏王(610~629)已经营造王宫赤泽布却宫。与邻近的民族、国家也有较多的接触,据记载,这一时期“从双边传来了医药和历算”(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52)。法国一位汉学京胡亚(13,Huard)也提到西晋[[王叔和]]的《[[脉经]]》传入西藏、并经此转传到印度,直至阿拉伯国家(Medicine and Culture. Edited by ENI Povnter Wellcome Inst. For the History of Med.1969,1,291)。这些都说明,朗日松赞时的社会已经为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藏医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br />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藏历铁牛年),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密切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公主随带入藏大量汉族先进的文化典籍,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公主带到西藏去的书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些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公主带去了一部《[[医疗大全]]》,藏族重要史书《贤者喜宴》把此书又称为《[[汉公主大医典]]》或《[[汉文成公主所持大医典]]》。此书由汉地来的翻译家、医僧马哈德瓦和藏族翻译家达玛郭扎共同译成藏文,成为吐蕃王朝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藏文医学著作。<br /> 不久,藏王又从内地聘请医生韩王海德、天竺医生巴热达扎、大食医生卡列诺到西藏,给藏王治病(所述三个不同的医学人物,并不是具体的真实姓名,而是代表三个古代不同医疗体系的象征性人物,因为据考证,汉族[[中医]]并无韩王海德其人,即便卡列诺真有其人,与印度的巴热达在时间上相差许多世纪,也不可能同时入藏,研究结果认为韩王海德是轩辕[[黄帝]]的谐音),他们各自带来本国的医术,通过翻译,三者又共同编译,著成一部新的医著。该书共七卷,取名《[[无畏的武器]]》。显然,《无畏的武器》包括来自汉地、天竺、大食以及藏区本地的医疗经验和理论,可以说是藏医学中重要的古典文献,但可惜这部书后来也遗佚了,无从查考。<br /> 公元710年,藏王再次与内地唐王朝联姻。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大批[[医工]]及医籍、历算著作等。医著《月王药论》(关于《[[月王药诊]]》原本的来历,有不同说法,一说是由汉地比吉杭戓马哈的原本译出,还有认为是来自天竺的原本,译成藏文的,再由天竺转到藏区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结论,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由汉族医僧摩诃衍(马哈也纳)和藏族名译师毗卢遮那共同译成藏文,吸收了藏族医药经验,还有印度寿命[[吠陀医学]]及其他医学的内容,充分说明藏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优秀品质。这部《月王药诊》已经成为现存藏医学中最早的一部较系统较完整的著作,对于研究藏医学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br /> 公元八世纪,藏王又从冲姆聘请当地名医占巴西拉哈入藏,聘为王室[[侍医]],他译了一些医书,取名《[[太医医典养生经]]》。藏王赤松德赞(755~797)执政时期,从各地请来了[[马哈金达]]、赞巴希拉哈、达麻拉扎,当时号称“三神医”,他们编著了大量医书,命名为《[[国王保健紫色经函]]》。<br /> 此外,此期来藏的各地医生还有“四方九[[太医]]”,其中汉地的东松姆(口戈)瓦最为有名,在各地区生返故里后,藏王再次邀请时,只有他再度应聘入藏并在藏定居,因为他治好了藏王的病,而获得“塔西东松姆(口戈)瓦”的称号,有代表四方的名医之意。<br /> 此后,藏王又从各地选拔九名优秀青年,到王室由太医们授予医学知识,其中以[[宇陀]]贡布的影响最大。<br /> 宇陀.元丹贡布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广泛的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邻近地区、民族和国家医学的精华,加以总结、提高,著成了藏医学的奠基作品《[[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r /> 《四部医典》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藏名简称《据悉》是西藏高原人民智慧的结晶,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但是,历来对于这一经典著作,有认为是外来的佛语说,也有认为是藏族自己的论著的不同见解。但是,细心的藏学研究者不难找到充足的材料,来否认《四部医典》是印度原著的说法。如大学者达仓大译师说过:“用[[切脉]]和查尿诊断病情,在古印度未有所闻,而且是吐蕃医生具菩提心者所训”,五世达赖对达仓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还可以举出许多藏学者关于《四部医典》是藏族古先贤著作的资料,在这里不拟一一列举。总之,《四部医典》做为[[藏医]]的经典著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藏人民自己的创造,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近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藏医资料《[[藏医杂疗方]]》、“藏医[[灸法]]残卷》,经学者研究,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其内容虽仅为一些简易的治疗[[方剂]]、火灸[[疗法]],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这一时期藏医已经自成体系,毫无从印度输入的痕迹,更谈不上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医疗体系了。 '''二、丁零、高车、回鹘、[[维医学]]的发展'''<br /> 维医学(从丁零到回鹘的医药):“丁零”一称,公元前三世又汉文史籍中已经出现。这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自公元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六百多年间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车、铁勒、回纥)的主要分布地。高车(铁勒)部族文化受匈奴、鲜卑及其它杂居民族影响甚大。铁器是从汉族那里由匈奴人传之于丁零的。医药卫生习俗与匈奴互相彷佛,“俗不清洁”。漠北铁勒诸部归附唐朝,成为唐“编户之民”,大大扩充了唐帝国疆域,同时唐文化也大大推进了铁勒部族文化的发展。其间医药文化也必有交流。唐政府曾先后下嫁过三位公主给可汗,每嫁都带去大批汉族工匠、[[医博士]]和随从人员。汉工匠帮助营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城”、“公主城”等,医博士则专为公主又随从人员作保健服务,久之也为可汗及达官贵人诊治疾病。公元8世纪以后,回纥部众大批西迁。一支迁往中亚,建立了喀拉汗王朝;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回鹘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部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最终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br /> 1974年吐鲁蕃小桃沟出土有汉文、回鹘文合璧药方(现藏新疆博物馆),透露出回鹘人对[[汉族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据考证,年代在回鹘人迁入后不久,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成方]]药多以中原用药为主;中原的炼丹术、[[华佗]][[麻醉]]术等均可能是经西域(尤其高昌回鹘)而传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同样,阿拉伯、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继续将香药等送到中国出售,也多通过高昌回鹘丝绸之路。<br /> 现在尚能见到的十世纪回鹘文献中,《[[金钥匙]]》一书于1920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冯勒.高克在高昌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为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现存柏林。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专著。1980年,新疆卫生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帮助下,将之译成汉文,全书回鹘文共201行。分为理论、疾病、治疗、药物四部分,主要以[[血液]]、胆液、粘液三种[[体液]]在[[风寒]]影响下造成各种疾病立论。具体记述了[[创伤]]、[[皮肤]]、[[五官]]、呼吸、[[心脏]]、[[消化]]、泌尿[[生殖]]、[[神经]]、妇产、小儿及[[麻风]]、[[狂犬病]]、慢性[[发烧]]等[[病症]],其中还有些今回鹘文考古专家也不明了的疾病,治疗则包括药物、营养、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天然水、[[引产]]等各种疗法,以药物与营养疗法为主。最多为动物药,其次为家畜家禽,少量为植物药,矿物药极少。一般都用本土所产。方剂有[[单方]]、[[复方]]、[[偏方]]、验方,并有油膏、软膏、溶液、丸药、含片、[[栓剂]]等[[剂型]]。药利配齐后煎到不糊或煮开锅后即可,然后用阴干之法最后制成。此书理论及实践均不同于印度、希腊及我国内地[[汉医]],而又互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br /> 土耳其之中国籍(维吾尔族)[[针灸]]医师穆罕默德.亚库夫.市格热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参观时,发现出土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回鹘文《针经》他说:“吐鲁番出土具有当代特色的半身裸体象,上有用箭头指出的数个[[穴位]],穴位说明是用古代回鹘文字写的,但很少能读懂。”(参见其所著“突厥人的[[针灸疗法]]”文,刊土耳其《东土耳其斯斯坦之间》杂志),所附回鹘文针灸图中可读出者有:<br /> “[[头部]]……胸、[[上肢]]、踝部……如果人体发烧……它的穴位在这个部位……心脏穴下二指则二指。”<br /> 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更早则于公元5~6世纪《居延汉简甲编》已见内地针灸传于河西走廊,吐鲁番人今之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关系。<br /> 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续不断流入维吾尔人民中间。回鹘医学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冲击。成书于1069~1070年间的《福乐智慧》虽是文学经典著作,却也反映出这种影响,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四要素”学说揭示给人们,在这部长诗中,他说:“四位同伴于我,好似四种要素,四要素组合,才能沟成生命。”其引入火水土气四要素,人体中的红色要素即血液质,黄色要素为胆液质,白色要素为痰或粘液质,黑色要素即黑胆质,四要素失去和谐即可得病。<br /> 他对四大物质的四种属性热、寒、湿、干在病症中的表现以及相针对的治疗也作了表达,在[[养生]]用食物选择方面,他说:“若是少壮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热性食物,[[血脉]]方能畅通。若是年过四十,面临生命之秋,多进热性食物,体素调理要周。年足六十,年华恰如冬日,仅可食用热物,凉食应该弃置。”<br /> 这一时期喀什最有名望的医师是伊麻[[地丁]].喀什葛里,他曾将拉齐和[[阿维森纳]]的著作介绍进来,他所著的《[[中国土茯苓]]》药物手册传播到中亚及西方国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医疗法规解释]]》,他认为,危害生命的是饱[[食胀]]死,因此要“不多食”、“不要多吃零食”,并劳逸结合。这位名医还主张“饱[[食时]]不洗澡,裸身时不睡觉,[[酒醉]]时不同房,发怒时不吃饭,适当进食,注意睡眠。”“健康时尽量不吃药,要是发现自己有一点小病,就要抓紧治疗,适当服药,使病痊愈。”此外还论述了营养、饮水、水果、[[四性]]等,认为“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保持中间的状态。”(《福乐智慧》,第603页,60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br /> 以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儒家和中医理论(如慎言、中庸、醉莫入房、[[治未病]]等)的痕迹,同时结合了回鹘本民族的经验,但主体已转化为阿拉伯四体液医学体系,可见伊斯兰文化渗透之力。<br /> 这一时期,[[维吾尔医学]]已经初步形成,漠北回鹘时期的医学传统在疾病治疗中仍居主导地位,万物及疾病均以寒、热类分,动物药和植物药也区别为寒性、热性两种,用作针对性治疗。<br />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堪称维吾尔族最古一部百科全书,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其中记载有34种[[常见病]]和治疗药方、诸种疗法,与《金钥匙》基本相同。例如治腰髋疼痛:“可以用鸽子粪与黑粗麦面同煮,连敷三个夜晚即愈。”“如有人被疯[[狗咬伤]],让他吃疯狗的[[脑髓]]可愈。”这些都是[[维医]]民间疗法。<br /> 喀喇汗王朝的医学进步表现在不但有了职业医生,而且有了内、外、五官、妇[[儿科]]的分科。[[外科]]包括[[肠梗阻]]、损伤、[[天花]]、麻风、[[骨折]]、疣、色班等。[[内科疾病]]如[[伤寒]]、[[胃炎]]、[[赤痢]]、[[感冒]]、[[失眠]]、[[疟疾]]、[[头痛]]、腹[[积水]]、狂犬病、[[哮喘病]]、性机能衰弱、[[咯血]]、[[尿血]]等。五官疾病有[[白内障]]、[[失明]]、[[耳鸣]]、叮咛、耳嗅、[[耳聋]]、鼻血、[[牙疼]]等。[[妇产科]]病如[[妊娠斑]]、[[怀孕]]、不予怀孕。治疗用服药、药膏、[[泻药]]、[[解毒]]刃、放血、静养、[[心理疗法]]、[[温泉]]浴、[[食物疗法]]等,药物诸如荜、[[木通]]、[[檀香]]树、洋李、[[土木香]]、[[菖蒲]]等等。另外如酸奶泻药、[[硼酸]]等为成药。<br /> 伊斯兰教入主新疆之后,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学堂,其中也包括医学家和兽医学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医学教育方式,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学伊斯兰语(大约因此之故,后来回鹘文被阿拉伯文取代)、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医学、[[药物学]]等。<br /> 卒于1083年的[[穆罕默德.伊本.拉西德.伊本阿里.喀汁噶里]]医师,用茄[[茴香酒]]治[[白癜风]],用[[人参]]治[[阳萎]],用[[小茴香]]、洋[[茴香]]、[[阿育魏实]]、卡拉莱籽治疗[[弱视]]等亦颇具特色。<br /> 医生在汗国比较受重视。《福乐智慧》有“如何对待医生”一篇,其中说:医生,他们为人们医治病痛。这种人对你十分需要,没有他生活断难过好,一生中总有个[[脑热]]头痛,医生能为你治好疾病。瞧,疾病乃是死神的帮凶,有生必有死,为人之常规。医生乃是有用之人,要多加亲近,莫亏负他们。”<br />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印度、阿拉伯诸地区文化的成份,曾先后受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一直在汉族文化的熏染之下,丝绸之路的历史贯串其中,地跨葱岭东西,直抵原届苏联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城市,故回鹘医学的基础也是奠立在这样广阔的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语族,因此回鹘民族接纳阿拉伯医学体系似有天然的便利,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医学。亦由于同样的原因,回鹘民族的医学家在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汉族医学西传及阿拉伯医学的东传都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壮医药的发展'''<br /> 唐代,广西属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br /> 唐宋著名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大量的壮族医药经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br /> 唐《[[新修本草]]》共载药850种,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色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如:<br /> [[蚺蛇胆]]、[[钓樟根皮]]、获苓、蒜桂、[[滑石]]、[[黄芩]]、瓜芦木、[[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黄]]、[[郁金]]、[[蓝实]]、柏实、[[蒟酱]]、[[莎草根]]、[[苏方木]]、[[槟榔]]、白兔藿、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br />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在补充《新修本草》的遗漏祁纠正纷乱时,亦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陈家[[白药]]相甘家白药。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具有解[[药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者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石药。“出贸州山内石上。”贸州,即今之贺县。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独脚蜂、腆颗虫、[[枸橼]]、无风独摇草、予脂、陈思岌、草犀根、黄[[龙眼]]、万一藤、[[骨碎补]]、麂目、牛领藤、灰药、[[金钗股]]等。<br /> 唐.[[李珣]]的《[[海药本草]]》也有部分壮族地区药物的记载,如[[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冲洞根、皋[[芦叶]]等。特别是其中对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br /> 唐.刘恂的《岭表录异》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山姜]]以盐藏暴干,煎汤饮治冷气;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槟榔祛瘴疣,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治葛毒等等。<br /> 唐以后《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医家]],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的医药有相当的了解,并加以记录,如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及芳香药材等等。<br /> 从文献记载来看,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广西的水土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执行有关。虽然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这些法令难以生效。从《[[诸病源候论]]》记载的岭南俚人使用的五种毒药,以及《[[肘后备急方]]》提及的“俚人药毒”,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 (二)方剂学的萌芽<br /> 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唐宋时期的方书,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方药,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岭南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记述了疗疮、[[脚气]]及[[霍乱]]三案。 (三)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br />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南摄生方]]》等。 (四)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br /> 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名医,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苍梧县志》记载:“宋代,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世奉洞宾,遇异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针,并得针灸书,人有病患,针之无不立愈”。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广西通志》(嘉靖十年)记载:“宋,俞仲昌,贵县东部人,少业儒,不求仕进,不趋俗好,乐施舍,精医术,治人多不责其报,乡人尊为老先生,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 (五)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br /> 北宋庆历年间,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 (六)对瘴气的认识和治疗<br /> 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广西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两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广西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宋代壮医不仅对瘴气的病因[[病机]]有所认识,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并运用当地的方药进行治疗。壮医所说的瘴气包括许多疾病,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病,故《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气,壮医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按症状表现及性质分为[[冷瘴]]、[[热瘴]]、哑瘴,在与瘴气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除了唐宋时期的[[本草]]著作收载不少岭南治瘴的药物外,《岭南卫生方》记载了大量的岭南人治瘴经验,《岭外代答》则记载了壮族地区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热瘴的经验:“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发瘴过经,病已入里而濒死者,刺病人阴jing而愈”。壮医对瘴气的认识与治疗,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br />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壮族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出现了壮医理论的雏形。大约宋代以后,壮医已引进中医的[[阴阳]]概念,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促进了壮医的进一步发展。 {{Hierarchy footer}} {{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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