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
中医史(history ofTCM)，中医学是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2 000多年前已具雏型，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并产生了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一系列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中的新问题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经历和内在规律。
古代（经典）中医史
中国的中医学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神农炎帝更是尝尽百草，并且用茶来解毒。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
在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分科。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记载“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 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病历制度。
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后世则尊称他为神医扁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
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 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疠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
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最早的妇产医院。
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 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 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
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到了在唐末宋初，儿科专著《颅囟经》问世流行，而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则受此书启发，撰写了著名的儿科巨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人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即太医局，医学分科已经非常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穴位，出版《图经》。北宋的宋慈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在明朝（1368年－1644），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着，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李时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脑负责精神感觉、又发现胆结石病、利用冰敷替高热病人降温以及发明消毒技术的医学家。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 、王焘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自明朝中医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同时在朝鲜研究中医的所谓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现代医学（西医）开始涌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开始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局面。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医药起源
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是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的。依靠古代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已经发源。
古代传说常把医药保健的发明归附于某些神话人物。这些神话人物实际上可视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原始人群的化身。例如传说“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居住在树上，后来又发展到建造房屋，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传说中的医药始祖是神农氏和伏羲氏，传说神农(或伏羲)亲自品尝植物和水泉，以寻求安全的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某些药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医食同源”。
据2000多年前多种文献记载，古代常用砭石作为治疗器具。砭石是具有锐利边缘或突起的打制石器。这本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当它被用来刺激或切开人体某一部位，达到治疗目的时，人们称之为砭石。为保证砭刺的安全有效，砭石逐渐向制作精细化、形态多样化发展。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多种古代的医用砭石，如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磨制石器，长4.5厘米，两端分别为半圆形刃和锥形，可用于切开或针刺。砭石用于治疗，一般被视为是中医针刺疗法工具和外科手术工具的起源。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砭石逐渐被金属制成的针具或刀具取代。
早期医疗保健活动
中国传统医学的最早文字资料可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今存的甲骨卜辞可以反映殷代武丁时期的许多医学知识和医学活动。甲骨文中，殷人对人体表面构造的认识已比较具体，并记有20余种疾病的名称，以及关于生育、梦的内容。有病则求神占卜，是当时的常见现象。这一时期巫师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以及为人祈福禳灾的大权，因而此时的巫、医是不分的。巫用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是祷祝，但也有的巫采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治病。《山海经》中就记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巫彭、巫咸的名字也见于甲骨文记载，可能是当时的名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自然和疾病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的势力逐渐消退。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不少真正的职业医生，如医和、医缓、扁鹊等。他们的医学见解和治疗活动已见于史书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已散在地记载了当时有关疾病、病因、药物及其他疗法的知识。《周礼》中的“巫祝”已和“医师”分开，宫廷有了初步的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分工已初步形成。
先秦时期的卫生保健也有较大的进展，这可以从当时公共卫生工程得到证实。在殷墟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了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陶水管。齐国的故城临淄(今属山东)探明有纵横十条交通干道，均配备有完整的排水系统，设计精巧、规模宏大，为世界古城排水系统所罕见。河南登封发掘的战国阳城遗址中，发现一套陶水管道设施，其结构类似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先秦的文献中还载有水源的选择、井水的防污染及清洁措施、室内除虫灭鼠、室外除草清扫，以及驱逐狂犬以防狂犬病等卫生预防知识。个人卫生方面则提倡养成洗脸、洗手、洗足及沐浴的习惯，并认识到沐浴对治疗的意义。出土的殷代文物中已有壶、盂、勺、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注意饮食卫生，提倡良好的进食习惯被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调节情绪、谨慎起居、运动身体(导引、按摩等)也被作为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对人体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诊治等方面的认识已有长足发展。现存最早的医书中已经将经脉系统化(见马王堆汉墓医书)，药物疗法和针灸等外治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十分活跃，从而为医学家建立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一系列医学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内经》、《难经》是此类著作的现今仅存者。它们不仅记录了先秦以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引进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贯串医学多方面的进展，构成中医初步的基础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和医疗实践的结合促进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理论体系明显地超越于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充分地指导着以后的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
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是先秦哲学的两个名词。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思想，把阴阳视为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是人体处于正常的生理状态，阴阳不平衡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治病的根本意义就是调整阴阳。作为一个总纲，阴阳被广泛用于归纳邪正、盛虚、脏腑、经络、脉象、寒热、气味、表里等众多不同层次的医学内容，沟通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养生、治疗等许多方面。
五行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企图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内经》引进五行学说，将五行与脏腑、情志、季节、味、色等相配属，并以此来说明人体脏腑器官之间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生克”关系。《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脉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天人相应
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先秦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医的临证医学基本上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1972和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代医简以及散见于史书中的材料表明，战国末期至秦汉，临证经验大量积累并逐渐形成辨证论治的某些原则。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证医学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反映了辨证论治原则已然确立，标志着临证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药物、方剂、针灸、诊断、病源等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伤寒
伤寒是一类外感热病的总称。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诊治伤寒的理论和经验。该书以六经分证论治，其六经内容与《素问.热论》中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六经辨证即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纲，辨析伤寒不同阶段的证候，把疾病发生发展与脏腑经络相联系，综合认识其证候的本质属性，进而制定治法。后世的“辨证论治”即脱胎于《伤寒论》六经篇目(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这种临床诊治方法已跳出了经验医学的窠臼，因此它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已不限于治疗伤寒。《伤寒论》中选用的方剂大多配伍严密、主治明确、疗效显著，因而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或称经方)，对方剂学发展影响深远。围绕着《伤寒论》及伤寒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医史上的伤寒学派(或经方派)，为提高中医临证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杂病
杂病是对立于伤寒而言的一类疾病。从其专著《金匮要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所含疾病名目来看，主要是内科病，也含有少数外科、伤科、妇科疾病。张仲景对杂病的辨证论治，展示了东汉以前丰富多彩的杂病诊治经验。其选方大多药味精炼、疗效显著，与伤寒方同享盛誉，并称经方。《金匮要略》中的病因分类及脏腑辨证法等对后世内科临证的影响深远。书中涉及多种治疗方法和药物剂型，丰富了临床治疗学的内容。北宋以后，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和注释著作达数十种。
医方
医方是药物治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有现称方剂的内容。古有伊尹创制汤液(早期医方的一种称呼)的传说。现存最早的方书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多数医方为经验实录，无方名。《汉书.艺文志》已载录方书11家，274卷。《内经》中已提到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但现知直到《伤寒杂病论》，方剂的组成和运用才与辨证立法紧密结合。医疗实践是不断产生新方剂的主要源泉。东汉以后，经验医方的积累又有了长足发展。晋代葛洪《肘后方》、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等多种医方书，记载了大量的民间经验方，在治疗范围和所用药物方面超过了《伤寒杂病论》所载。唐代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大型医方书，广泛收集各类医方，按专科或疾病等门类编排。此后几乎每隔一段时期，都会有以汇辑医方为目的的大型医方书出现，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明代的《普济方》等。在某些综合性医书或药物书(如《本草纲目》)中也常收有大量的方剂。
早期的方剂分类虽有《内经》“七方”、陈藏器“十剂”(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之说，但很少见于实际运用，多见的还是以病证类方，以便临证检用。明清时期，按功能归类方剂蔚然成风。明代张景岳的“八阵”(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实际上也是功能分类的一种。明代施沛的《祖剂》采用以方类方之法，即选用“祖方”(多为张仲景方)来归类结构近似的方剂。金元以后，探讨组方原理(“方义”)的论述日渐增多，并有专著出现(如清代罗美《古今名医方论》)。金元医学争鸣，促进了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创设新方的发展。方剂的来源越来越多地由经验医方转向理论医方。方剂作为药物疗法的实际应用形式，有着丰富的用药剂型。除了内服用药的丸散汤液等剂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外用药法。清代吴师机的《理瀹骈文》就是一部外治法专著，其中外用方药内容极为丰富。现存的数以万计的方剂是研究中医药物疗法理论和经验的渊薮。
本草
本草即中国传统药物学，因植物药使用较多而得名。先秦时期的药物知识散见于各种文献，医方书(如《五十二病方)中也间或记载药物形态。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药物理论和经验，托名传说中的医药始祖神农撰，成为中国本草发展的基础。此后以该书为内核进行补订的后续本草著作，形成了中医本草的主脉。药品的数量由《神农本草经》的365种逐代增长，到《本草纲目》，已载药1 892种。汉魏时的早期本草，其内容均以性味功效为主，重在临床用药。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药学研究重点转向药物的种类鉴别和生产等方面。为此，唐宋两代先后举行了全国药物的调查，汇辑当时医学家、药农和民间的用药、辨药经验。金元时期，《内经》中的药理原则与实际用药相结合，促进了中药理论体系化，药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理论探讨。明代李时珍把用药、辨药、药理揉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把中国本草发展推向高峰。明清时期药学普及著作日渐增多。为了摆脱金元药理某些程式化的束缚，药学研究中出现了尊经(《神农本草经》)崇古的思潮，更多地注重返本求真，从早期朴素的用药经验中汲取营养。
中国药物的分类法众多。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此外，围绕着药物的采种制用和理论探讨，又形成了许多专项研究(现代已发展成为中药学的各分支学科)，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如南北朝(一说唐朝)雷偱的《雷公炮炙论》是炮制学奠基之作，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是药材鉴定的代表作等。用药的种类和出产范围的不同，又导致了一些新的中药研究领域或专著的出现，如食物疗法就是选取兼有药、食功用的物品用于保健医疗。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等都是食疗名著。地方本草专门反映某一局部区域出产或集散的药品。五代李珣《南海药谱》(即《海药本草》)、宋代王介《履巉岩本草》、明代兰茂《滇南本草》均为其佳作。在特定时代条件影响下，有时会出现一些别具一格的药学著作。如明代灾荒频仍，故寻求代食品的著作应运而起，明代朱《救荒本草》是其中佼佼者。
针灸
针灸在中国起源甚早，是医学发展早期广泛应用的疗法。砭石被最早用于医疗，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逐渐被金属针取代。早期的金属医针有九种形状(即九针)，作用各异，实际上包括针刺、外科、按摩等工具。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实践为针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经脉专著(《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讨论了十一条经脉，其中九条是从四肢末端走向躯干或头部。据此，或谓经络的形成可能与针刺四肢时产生循经感传现象有关，是来自针刺的医疗实践经验。同时或稍后的《内经》及《难经》对针灸治疗有相当丰富的论述(尤以《灵枢》为详)，最有意义的是经络理论的体系化。主要经脉已发展为十二条，循行路线彼此衔接，形成循环系统。
经络学说建立后，立即广泛用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及多种医学分支学科的实际治疗，成为针刺疗法的理论基础。然而，在《内经》中提到的穴位并不太多(仅160个)，经过秦汉三国的长期针刺实践，针刺的穴位日益增多。魏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收载穴位已达349个，并将针灸理论和治疗紧密结合，形成了针灸学完整的诊疗体系，促进了此后针灸学的深入发展。
继经络的体系化、腧穴的丰富之后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是如何在人体准确地确立其位置，并将经、穴规范化。因此，六朝以后这项工作深入开展。唐、宋两代，由政府组织专人从事经、穴考订工作。唐代朝廷在贞观年间，组织甄权等人校定针灸图书。当时的著名医家孙思邈用“同身寸”法(以本人肢体某特定部位的长度折算成计量单位以量取穴位的方法)度量人体以标定穴位，解决了因个体差异导致用普通量度单位定穴的困难。他又绘制了《明堂三人图》，用不同色彩显示经络腧穴在人体三种状态(正面、背面、侧面)的分布，用平面图表现立体各个侧面，方便直观认穴。宋代医官王惟一进一步考订了穴位(354个)，增补各穴主治病证，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政府颁行，为经、穴规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直观地显示人体经脉的位置，早在汉代就已采用人体模型标画经脉。四川绵阳双包山出土的汉代经络木人即属此类。宋代由王惟一主持铸造的针灸铜人，立体地表现了经络腧穴的位置，并进而将体表的经、穴标志与体内脏腑器官的相对位置直观地显露出来，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标准针灸经穴模式和教具。尽管此后有关经络腧穴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但其成果和意义均远逊于唐宋。在针灸手法方面，明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时已在单式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20多种复式手法，并围绕手法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一些以文献资料丰富见称的针灸著作也相继问世。历代的“奇穴”(不从属于经络)得到了整理。清代以后，针灸学新进展较少，实用的针灸门径书则流行海内。
灸法的运用几乎和针法一样历史悠久，但传统的灸法长期使用的是艾炷烧灼灸。14世纪开始兴起艾卷温热灸法(所谓“雷火神针”)，成为现在最盛行的灸法。
诊法
中国传统医学受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其诊断方法基本上是依靠医生的各种感官去寻求发现疾病显现于人体内外的各种征象。现在常说的四诊(望闻问切)，在战国以前就已在实际运用。如扁鹊当时就是凭着“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切脉利用触摸人体浅表动脉的方法来测知体内的某些变化，一向为医家所重视。早期《内经》所载切脉法主要是遍身诊法，即在全身有多处诊脉部位。至《难经》则简化为“独取寸口”(桡动脉近腕处)。此后，这一简便的诊脉法沿用至今。晋代王叔和的《脉经》集晋以前脉学之大成，将前人分散描述的脉象归纳为24种，记载其鉴别特点。下此以往，衍生出许许多多的脉学著作。其中六朝高阳生所撰《脉诀》(托名王叔和)，以《脉经》为基础，再加改订，编为歌诀体裁脉学入门读物。该书对脉象进行了最初的分类，以七表、八里、九道统领24脉。此后，又有多种脉书，以《脉经》为依托，进行撮要、阐释或订补。南宋崔嘉彦，在《难经》和《三因方》启迪下，创立了四脉(浮沉迟数)为纲说，以四脉统16脉，是辨析和分类脉象的一次重大进展。受其影响，后世又出现六脉为纲、十脉为纲诸说，把脉诊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南宋时已出现脉图，可见于许叔微、施发等人的脉书中。这些脉图(又叫脉影图)，是将脉诊标准化、客观化的初步尝试。由于小儿脉诊很难反映真实病状，因此从唐代王超《水镜图诀》诊察小儿指纹以后，宋元医家对此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借助对小儿手指浅表络脉纹路的望诊了解其体内血脉情况。明清以后诊法最突出的发展是舌诊。自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问世后，明清时期对舌诊的研究突飞猛进。舌诊形成了中医很有特色的诊断方法。清代汪宏的《望诊遵经》，则是对望诊的一次大总结。除此以外，中医诊法中还有其他一些成就，例如粪便检查方面，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引用《近效方》及甄立言《古今录验方》中以“小便甜”为诊断消渴的依据，以服药“得小便咸苦如常”为治愈标准。《外台秘要》引用《必效方》用帛浸黄疸病人的小便，逐日观察比较其沾染黄色的深浅，以判断黄疸病的进退。
病源
隋代以前中医对各种病证的认识已相当丰富。《内经》中就已讨论风、痹、疟、厥、癫狂等多种疾病，各种医方书中也有病证的记载。大量有关病证资料的积累导致在隋代产生了第一部专论病因及其证候的著作，此即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该书在规范病名、疾病分类、描述症状鉴别特征及阐析病因病机方面卓有成效。书中涉及内、外、妇、儿等各种病证，成为此后各科医书讨论病源的渊薮。历代大型医方书(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多采用《诸病源候论》的有关论述，作为归类医方、讨论治法的依据。此后的医学文献虽然再也没有出现像《诸病源候论》这样的论病专著，但讨论疾病病因、病机及鉴别诊断的内容仍可见于各科医书中。许多综合性医书的重心就是讨论疾病诊断(可见于《证治汇补》、《类症治裁》等书)。
养生
又称卫生、摄生。研究如何在生活中趋利避害，以求健康长寿。中国养生术的一些基本方法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如谨慎起居、注意饮食宜忌、重视精神修养、运动形体等。其中导引按摩作为一种健身术很早就盛行于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证明了这一点。早期朴素的养生思想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受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或社会风气的影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其他一些养生方法。西汉前期兴盛房中术，传说有用频繁性交而不排精的方法达到长寿高年者。但在出土的以及转载于他书的房中术文献中，更多讨论的是性生活中的取益避损方法。房中养生在汉代以后流行渐稀，代之而起的是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服石(服用硫磺、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等)炼丹以求长生。服石者们追求强身，但矿物药引起的发热、身痒、狂躁等毒性反应使很多人病残或死亡。解除服石引起的疾病成为当时医疗中的突出问题。服用矿物药的弊端使这种养生法在唐代以后逐渐消亡，但服用某些养生植物，以求达到辟谷的神仙境界仍为某些术士孜孜以求。这段时期的服石法虽然被证明难求长生，但由此而兴起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服食矿物药的风气盛行的同时，“服气”养生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大的发展。服气不仅被作为涵精养神的重要方法，也被用来治疗自身的疾病。这一时期先后问世的晋代嵇康《养生论》、张湛《养生集要》、陶弘景(一说孙思邈)《养性延命录》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养生方法和经验，多数切实可行，为此后的养生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养生术受道家影响最大，佛教的传入为传统的精神修养、气功按摩等增添了某些思想依据或具体方法。宋元以后的养生书，更多地面向平民。如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老年保健专著；元代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更注意日常起居中的保养法。而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则是明以前养生集成之作。清代养生在方法上新内容很少，但其实用性却大大加强。
临床各科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分化日细。朝廷医事管理中的医学分科和学术上各科的建立虽然关系密切，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周礼.天官》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四科，这种行政分工式的分科，其标准并不统一。疾医、疡医以所治疾病类型为据，食医是按治疗手段分科，兽医为治疗对象不同而设。同样以治疗手段为分科依据的针灸，在医学发展的早期，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早已形成了专门学问，但其在医事管理制度中设科却晚至7世纪的唐代。兽医分工虽早，但在学术体系上始终未能完全建立起来。而现今常用的内科一词，在古代很少使用。作为临床分工，古代的疾医、体疗科大致相当于内科，但范围稍大。宋代的“大方脉”一科，则与今内科相当。然而在学术上，内科的建树与整个中医的理论实践成就很难截然划分。前述的伤寒、杂病、病源等，归于一科就很牵强。从学术体系角度来看，针灸形成专科最早；魏晋六朝以后，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先后建立起来。
外科
属《周礼》中的“疡医”，其分工是治疗肿疡、溃疡、金疮和骨伤。唐宋以后，疡科和骨伤科(古有“接骨”、“正骨”、“折疡”等多种名称)或分或合。早期中医治疗外科疮疡的经验积累可见于战国医书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外科治疗专书。《灵枢.痈疽》对外科常见疾患已有理论论述。现知最早全面总结外科知识的专书是经南北朝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其中含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古代外科的成就甚多，史书记载三国时华佗已能用麻沸散作麻醉剂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东晋已能进行唇裂修补术，隋代已能成功地施行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等外科手术。进行外科手术所必须解决的麻醉、止血、预防感染等重大问题，在古代已有尝试并取得经验。药物麻醉(酒、曼陀罗等)是主要麻醉法。止血则采用结扎血管、烧灼止血等方法。此外，烧灼手术器具(或煮沸处理)、用酒清洁创伤局部是当时所能采用的消毒措施。虽然中国古代成功地施行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外科手术，但解剖学的欠发达，麻醉、消毒、止血技术的不足，均限制了外科手术的深入发展。从事外科的医生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多取决于经验，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外科的手术疗法在整体水平上从隋唐的高峰状态逐渐下降。但中医外科内治法却从宋代开始有较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内治理论有了新的总结。内治法的进步之处是强调外科病与人体的整体联系，所谓“外科必本诸内”(薛己)。宋代外科内治又分为“内消”(用消散药平复未化脓的肿疡)、“托里”(用扶助正气药托毒外出，以防毒邪内陷)等法，采用早期药物治疗防止化脓或疾病深入发展。宋代东轩居士(其姓氏不详)《卫济宝书》、陈自明《外科精要》等著作，在外科疾病的鉴别诊断、辨证施治、治疗方法上均有较丰富的论述。元代窦默《疡医经验全书》、齐德之《外科精义》对疮疡的内外治法又有所发展。此后，外科内治中又出现了“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明代《外科理例》)、“痈以寒为内消，疽以热为内托”(清代祁坤《外科大成》)等更为细致的治疗原则。清代王洪绪创用阳和汤治疗阴疽，成为用温热药治气血寒凝所致的阴疽证代表方。但是，主张内治痈疡的一派医家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王洪绪就是反对用手术排脓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此说相对立的主张是外科治疗仍须重视外治法。明代申拱辰《外科启鉴》主张早期治疗当用手术，把手术作为根治某些外科证的重要手段。陈实功《外科正宗》在不排斥内治法的同时，特别强调外治(外用药及手术)的重要性。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外科的内容。对某些危害较广的外科病的研究，导致了一系列专著出现，如明代沈之问《解围元薮》是侧重治疗麻风病的专著，明代陈司成《黴疮秘录》是治疗梅毒病专书，它们在治疗麻风、梅毒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理法方药。
骨伤科
在医事管理上直到元代才从宋代的疮疡兼折疡科中独立为正骨科。但在学术上，骨伤科自成体系当在唐代，以蔺道人《理伤续断方》为标志。在此以前，骨伤科已有较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如晋代葛洪《肘后方》对骨折的处理办法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并采用了至今沿用不替的夹板固定法；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粉碎性骨折的内固定法等。《理伤续断方》总结了唐以前骨伤科的成就，第一次全面论述了骨伤、脱臼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其中介绍的一些脱臼复位法(如肩关节脱位的椅背复位法等)相当合理。骨折复位方面既介绍了手法，又主张在必要时行手术切开复位。且指出夹板固定时须预防“压疮”，在有效固定前提下应允许患肢适当运动。这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治疗原则对后世影响很大。骨伤科在元代有较大的发展，一般认为与蒙古骑兵连年征战有关。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正骨的新成就，所载骨折诊断及闭合复位手法较前代更为丰富，并采用药物麻醉法以辅助正骨。书中记载的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和颈椎骨折脱位，是正骨手法的新进展。此后，中医正骨手法仍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手术切开整复方面进展不大。
妇产科
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上都发展得比较早。《内经》中对妇女的解剖、生理、病理特点都有比较正确的描述，并谈到闭经、崩漏、癥瘕、不孕、子瘖等多种疾病的诊治。战国时期已有专职妇科医生(“带下医”)，据载名医扁鹊就曾在邯郸当过“带下医”。西汉初年宫廷中的妇产科医生称作“乳医”或“女医”。现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是最早的产科专著，其中的“十月养胎”说，涉及妊娠各期的日常生活保健，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胎教”说，一般认为有利于优生。中医早期的妇产科，以重视产育为特点。张仲景《金匮要略》，依妇人妊娠、产后、杂病(月经、带下病等)为序，先论胎产。唐代昝殷的《经效产宝》，专论妊娠、产难、产后病。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隋唐之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诸病源候论》所载妇产科病症有283种之多。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明确提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这表明妇产科在唐代已完全建立了其学术体系。但直到宋代，医事制度中才将产科(也含有妇科内容)独立出来。宋代妇产科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妇产科专著，尤以产科著作为众。郭稽中《产育宝庆集》、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方》、亡名氏《产宝诸方》、杨子建《十产论》，为当时产科专著之佳作。护胎、接生(包括胎位转正)技术已比较成熟。南宋时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总结了前人妇产科成就，内容全面、辨证详明。如对癫痫、风痉、破伤风三症，以及乳痈、乳岩两病的鉴别诊断，都相当准确。书中也有不少治疗经验，如催产方中用兔脑(现知含催产素)等。一些治疗经验被归纳为治疗原则，如“大抵产前先安胎，产后先补益”等。《妇人良方大全》以其内容的系统、资料的丰富，成为中医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妇科著作。此后著名的妇产科著作大多从中汲取养料。宋元以后，妇科疾病的研究日渐增多。医学理论的争鸣为妇科临证增添了新的内容。明代的《证治准绳.女科》、《妇人规》、《济阴纲目》及清代的《傅青主女科》等，对妇科证治不断补充，并使之更加实用。产科发展则相对迟缓，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盛行的《达生篇》中，主张临产六字诀：“睡、忍、痛、慢临盆”，对正常分娩有实际指导意义。
小儿科
又称“少小科”、“幼科”、“小方脉”，其发展的前期主要是研究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和寻求适合于小儿的诊断技术，后期则致力于解决小儿科特殊疾病的治疗问题。作为医生的一种分工，“小儿医”在战国已经出现。汉代及南北朝时已有儿科专著，隋代《诸病源候论》中已提到有一部《颅囟经》(今佚)。但是大量有关小儿发育、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散见于各种医药书中，并未形成体系。如晋代王叔和曾指出小儿脉搏跳动的频率快于成人，并谈到“变蒸”是小儿生长发育中的正常现象。变蒸是指婴儿出生后的一年多时间之内周期性地出现身热、脉乱、汗出等症。变蒸说在唐以前崇信者很多，认为这是小儿长气血的表现，不可当作病变妄治。宋以后此说影响渐小，并出现了一些异议。关于小儿生理特点，中医现存最早的《颅囟经》(约唐宋之间出现的托名之作)中，提出小儿为“纯阳”之体的说法。此后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将小儿生理特点归纳为“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成为此后儿科诊治的指导思想。钱乙在儿科理论和临证治疗方面的突出建树，使他被后人尊为“幼科之鼻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的儿科五脏辨证法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已不限于儿科。作为医事制度的分科，唐代已有“少小科”，但在学术上完成学科体系并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则在宋代。这一时期的儿科疾病诊断已积累了不少经验。由于儿科的特点(俗称“哑科”)，四诊中的问、切、闻诊运用较少，望诊则有其独特之处。唐代已肇始的小儿指纹诊法，钱乙的“面上证”、“目内证”等，大多是通过小儿稚嫩的皮肤、爪甲等，反映其体内气血变化。宋代小儿专著较多，并在南宋出现集大成的著作--刘昉的《幼幼新书》。该书对此前的小儿调护、体质及脏腑生理病理特点、诊断、儿科病症的诊治加以全面总结。宋以后，对儿科常见特有疾病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此以前，隋唐时期虽然已经对小儿四大证(麻、痘、惊、疳)有些记载，但深入讨论其病因病机，寻求有效治法，则是在宋代以后。宋代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第一部天花、麻疹的专著。明清时期痘疹专书则蜂拥而起，形成了专门的麻科、痘科。治痘经验的积累，导致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据传说宋真宗时峨眉神医曾施行过种痘术，但更可靠的记载是说人痘接种起源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3)的宁国府太平县(今属安徽)。多种文献记载证明中国至晚在16世纪已发现了种痘术，并迅速普及。清康熙皇帝肯定了这一预防法，并借助政府力量加以推广。人痘接种的选种育苗技术也不断改进。朱奕梁《种痘心法》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人痘接种术很快外传。1688年俄国派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人痘接种术陆续传到土耳其、英国、俄国、法国、印度、日本、美国等。英国的牛痘发明者琴纳(E.Jenner)原是一名种人痘的医生，他在1796年第一次施行牛痘术，为最终消灭天花开辟了道路。牛痘源于人痘这一史实表明，中医儿科的人痘接种这一杰出的科学发明，为世界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明清时期在麻疹、白喉等危害小儿甚烈的一些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中医各种理论上的创新都为儿科诊治注入了新的养料。
眼科
其理论特色在于把眼和体内脏腑紧密联系，从而建立一套辨证论治的体系。这一理论的基础在《内经》中已初步建立。《内经》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并将瞳仁、黑睛、络(泛指内外眦及附近血管)、白睛、约束(泛指两睑及眼外肌)与肾、肝、心、肺、脾相配属。宋代相继出现了五轮八廓学说，究其本质，都是将眼的外部组织结构与体内脏腑相对应，用以寻求眼病的内因所在，指导临证用药。眼科在唐代属于“耳目口齿”科，至宋代始独立成科。但是眼科的临床专著，在南北朝已有多种。唐代的《龙树论》，被认为是眼科最早的专著。龙树是印度第三世名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眼科书多已亡佚，因此这些书中有多少印度医学成分已不可得知。宋代的《龙木眼论》，被作为医学校的教材，现在也已不存。现存的多种眼科书，多为宋元以后，如约为宋元间人所集的《秘传眼科龙木论》、元代倪维德《原机启微》、明代亡名氏《银海精微》(托名孙思邈)、傅仁宇《审视瑶函》、清代黄庭镜《目经大成》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眼病诊治内容。但这些著作中缺少像其他学科常有的奠基之作或集大成之作。散见于历代医书中的眼科临床证治知识也相当丰富。在眼病的诊断和治疗中，经验是占重要位置的。现代医学凭肉眼能检查到的常见眼病，几乎都已见于古医记载。隋代《诸病源候论》描述的目蜡候(结膜蝇蛆症)、目肥候(相当于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毕脱氏斑)、雀目(夜盲症)，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描述的珠中气动证(有似眼底出血时的动态过程)等，都显示了当时眼证诊断的水平。在防治眼病方面，唐以前就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系统归纳了丧明损目的各种原因。药物治疗眼病，是中医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不衰的手段。眼科用药的剂型也比较丰富。运用外治法治眼病，在魏晋至清代之间，有许多突出的成就。金针拨内障术(见针拨内障法)在南北朝已经肇始。“金篦刮目”见于佛经。在唐代，印度眼医来中国施行针拨内障，具有相当高的声誉。唐代《外台秘要》记载了这一技术，反映当时对眼的解剖已有很高的水平。针拨内障法在元明以后进一步发展，针拨工具、操作手法、进针部位、术后护理等均有改进。此外，眼科其他的手术也不断发展完善。唐代已经能安装木制义眼(假眼)，元代改为瓷眼。宋代已发明了眼镜，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所载的叆帢，“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丰富的诊治经验是中医眼科最可宝贵的财富。
耳、鼻、咽喉、口齿科
中医有着比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唐代的医科中，设有耳目口齿分科。宋代分成耳目科和口齿兼咽喉科，后来又分化为耳科、口齿科、咽喉科。这些科目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在理论上，中医将耳、咽喉、口齿均与体内脏器相联系，其有关解剖、生理的基本论述早已见于《内经》。在临证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要还是经验。在许多医书中，均载有相关的治疗方法。如《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好几个治疗咽喉疾病的处方，并已采用了滴耳、灌鼻、吹鼻等用药法。耳道、气道和食道异物的处理方法散见众多医方书中。隋代《诸病源候论》对耳、鼻、咽喉、口齿的症候均有专卷论述。此后历代的大型医方书或综合性医书中，都或多或少收录七窍的证治，其中不乏手术疗法。如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的取鼻痔法，与现代鼻息肉摘除术的原理和方法基本相同。喉科发展到清代，因疫喉(白喉等传染病)流行，促进了喉科的发展，涌现的专著达60来种。清代歙县郑氏喉科享有盛誉，郑宏纲《重楼玉钥》在白喉病因方面有新的见解，并创用清燥救肺法，对此后白喉治疗影响很大。口齿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防治疾病的经验，有许多出色的发明。例如：唐代已能用汞合金(白锡、银箔、水银合成)充填牙齿；出土的辽代牙刷，其制法与现代标准牙刷极似；宋代已有牙齿再植术和义齿修复术；至清代已有专门的“补齿铺”，等等。治疗牙病的外治法也很有特色。如唐代《外台秘要》采用药物熏牙法，清代太医院已制造出专门的银制熏牙器。口齿科的丰富治疗经验散见许多医书(尤其是大型医方书中)。今存惟一的专著是明代薛己的《口齿类要》，记述了若干病症及药方，并附有病案。此书不重手术外治，强调用药物辨证施治，并不能反映中医口齿科的全貌。
法医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虽然没有出现法医这一分科，但实际上有着许多法医学成就。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封诊式》中，已记载了与法医有关的案例。现存最古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已有法医活体检查的若干规定。宋代律令在唐律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增订。官订验尸格目的颁布，将宋代有关法医检验的律令具体化。“验尸格目”与此后颁布的“检验正背人形图”，以及此前沿用已久的“验状”(记录检验结果与签署结论的文件)联合应用于尸体外表检查，提高了检查质量。在五代和宋代之间，相继产生了对法医学发展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刑侦技术名著，它们是五代时和凝父子的《疑狱集》、南宋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此外还出现了其他几种法医著作。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著作，全面总结了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成为此后出现的40余种法医著作的祖本。如宋元间赵逸斋订补的《平冤录》、元代的《无冤录》，以及清代律例馆汇编的《洗冤录》等，均是在宋慈《洗冤集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元代颁布的结案式中，将法医学三大组成部分，即尸(尸体检查)、伤病(活体检查)、物(物证检查)统一起来。自元迄清，相继出现了许多法医检验的新成就。这些中国古代法医学成就受到世界有关学者的重视，多种中国古代的法医著作被译成外文，对世界法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各民族的医学交流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 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中国传统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各种不同医疗活动的需要，形成了一系列的医事管理与医学教育制度，产生了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医药组织。在封建社会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宫廷医药管理机构，然后出现面向社会的各种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机构。此外也逐渐出现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药业组织及医书出版机构。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宫廷医疗保健机构
为管理替皇家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务人员而设。《周礼.天官》分医为四科(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即专门负责皇帝的饮食。历代宫廷的医疗保健均由太医负责。直接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又常叫做侍医或御医。太医隶属于太医局。围绕着帝王的医疗，又设立了尚药局(或御药院)等药物采办调剂机构，分工严密，各负其责。如隋代尚药局每季由太常官检查药物，储新换陈，专设御药库储存皇帝常备药物。宫廷用药除必要的采办之外，还接受各地方政府及各国的贡献，由专人检验收贮。此外，在北齐、隋、唐、元、明等朝代，还有专为皇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典医监。
从汉代起，宫廷一般都设有专为后妃、宫女服务的医疗机构，掌管医药、丧葬等事。其中乳医、稳婆(接产)等多由妇女担任。负责看病的医生有时由尚药局或太医院选派。御用医生的选拔十分严格，民间医生医术高明者可以直接征辟入宫，但一般均来源于考试选拔或官办医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御医可以直接为皇帝治病，因此医术高明者常可获得高官显爵，甚至参与朝政(如宋代的王继先、元代的许国桢等)。但一旦用药无效，御医就被问罪。唐代同昌公主病亡，懿宗降罪于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将他们下狱，并株连两家老幼300余口。御医因为皇帝及其亲属医治无效而遭残杀的事例也屡见于史书记载。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御医的地位看起来高于一般医生，但本质上仍处于奴仆地位。为免于获罪，不少医官处方力求平稳，且皆有出处(清代太医多参用《医宗金鉴》方)。由于宫廷医生倍受约束或威慑，战战兢兢，但求无过，故有突出成就者极少。此外，《礼记》中有君饮药臣先尝的说法，故历代宫廷医生要负责尝药，魏时甚至专设“尝药监”。宫廷的医疗机构只为少数最高统治阶层的人服务，对整个医学的发展影响不大。
全国医药行政管理机关
《周礼.天官》中已记载有“医师”一职，负责“掌医之政令”，聚集药物以供医疗之需。医师之下又有士(负责医疗的医生)、府(药物、器械及财务管理人员)、史(文书和病历管理人员)、徒(各种差役及看护人员)四类人员。医士接待社会上各种患者，分科诊治，建立病历。年终根据治愈率来决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秦代这种“医师”的职责由太医令、丞掌管，他们除管理宫廷侍医之外，也负责国家医药政令。太医令的名称、职责，后世续有变迁，至隋唐时，形成了太医署和尚药局两大机构。尚药局系宫廷的御药房，太医署则管理宫廷及王公大臣的医疗事务，兼负责医学教育，成为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宋代又分为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太医局则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但元明以后，太医院又行使全国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职责。供职于这些医药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员统称医官。医官中的某些人仍随时听从调遣，为宫廷服务，但其管理范围已不限于宫廷。唐宋元明时，国家重要医药书籍的编纂都有医官参加。北宋《圣济总录》、《圣济经》等书，都由医官参与撰写。每当疫疾流行、灾变、酷暑时，太医局(院)等中央医药机构负责组织医务人员救治或赈济药品。宋代大臣有疾，皇帝可委派太医(宣医)上门诊治，以示恩泽。但这种“宣医”使病者耗费甚大，故时有“宣医破财”的俗谚。此外，太医院等中央医药管理机构还负责选拔医学人才，以充实宫廷和地方医学管理机构。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医官又肩负为外国首脑治病、讲授医学等职责。外国医学使者来访，亦由太医院负责接待。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医官崔顺立、安国臣访华，由太医院御医傅懋光、太医朱尚约等四人接待，切蹉医学。因此，国家的医药行政机构对全国医药管理、教育、出版、外事交流等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官方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医学分科
据记载，晋代已有“助教部”培养医家子弟(《唐六典》)。南北朝时期设置“医学”，北魏有太医博士及太医助教之职。隋唐两代的太医署才真正称得上制度较健全、分科及分工明确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署分医学、药学两部，医学又分四科，各科教职员工配备齐整。为配合药学教学，专门辟有药园，有青年药园生在其中学习认采种植药物。各药材产地还设采药师，以搜集药材。地方医学校也在唐代开始设立。这一医学教育机构的管理办法在后世得到部分继承和某些改进。宋代改太医署为太医局，专管医学教育，教员从翰林医官院或尚药局遴选。如尚药奉御孙用和、赵从古就曾讲授医经十余年。宋太医局设九科(后又或增或减)授徒，在校学生300余名，其规模制度较唐太医署更为全备。同时在地方上也开始兴办医学校。崇宁年间，医学校实行“三舍”制，按学员成绩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成绩优良的可由外而内而上升格。学员的出路取决于成绩。上等者可进入尚药局，其余则按等授官，充当医学博士或外州医学教授。但由于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南宋的太医局生甚至可以通过捐钱得名。古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以宋代最为兴盛。元代改太医局为太医院，另设医学选举司掌管教育，地方也仿宋制设医学校。此后，历代医学教育的机构虽然都还设立，但其成效却每况愈下。
据记载，医学校中均制定了考核制度。唐太医署每年均有月考、季考和年考。不同考试由不同级别的教授和官员主持。宋太医局的医学考试分临证考绩及理论测验两种。学生到国家机关学校(如太学、律学)及部队实习，记录诊治病例，由各处学官和将校证明其疗效。根据成绩确定能否毕业和俸禄，失误者处罚或开除。书面考试分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法、运气六项，包括基础理论、脉诊、处方用药，对医学理论比较重视。但在临床考绩和书面考试之间，“先取医治，后程文”，即以实际治疗能力为主要考核依据。南宋的医学考试套用科举程式，地方上的医学生或学医者，可以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获得进身之机。元、明仍袭宋制，稍有出入。至清代，太医院的学员基本上是太医的子弟。
医学校分科制度可溯源于《周礼.天官》所载，但明确地将医学分科施用教育部门，则始于隋唐。最初的分科是粗线条的，以后逐渐分化。总的趋势是随着学术的发展，医学分科愈来愈细。医学的进步也淘汰了一些科目(如清代已不设祝由科)。医学分科和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如元代新设“正骨兼金镞科”，这与元代蒙古族马上征战频繁，迫切需要军阵外科有关。清代取消了针灸科，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以针灸不适治疗帝王而停办这一分支学科。医学的分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学发展的趋势。各朝医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重视经典著作学习是共同的特点。以宋代为例，《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嘉佑补注本草》是各科必修基础科，然后再根据各科特点选修其他教材。如方脉科(内科)要攻读《脉经》、《伤寒论》等。
民间的医学教育
除官办医学之外，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主要依靠师带徒、家传、民办医校或自学等形式。史书记载，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淳于意先后师事公孙光及公乘阳庆。南北朝的徐之才，属于世医出身，八代为医。历史上世代为医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手抄医书时代，医书常被医家珍秘不传，早期医学经验疗法占较大比重。因此，师传和家传是早期民间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礼记.曲礼》中甚至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说，即反映了当时重视医学经验的世代积累的心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可自学成才，如晋代皇甫谧中年以后才自学医术。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更为普遍。医书的雕版印刷为自学者求书提供了方便。宋明清大批仕途失意文人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自慰，通过自学和访师求得指点而入医林。民间办医学校在中国并不多见。虽然有的医家门徒甚多(如宋代庞安时授徒60余人)，但很难说是通过自办学校培养的。明末名医张志聪建立侣山堂，招同道、弟子论医讲学。这是仿儒家的书院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民间医校。与官办医校不同的是，民间师带徒大多注重临床实践，在随师临诊中学习。为适应这种方式，必须先解决临床实用性内容的启蒙教育问题，因此明清大批医药普及入门书应运而生。学徒出身的医生一般临床处理能力较强，但理论不足，每囿于一家一派的经验。而儒士习医，则每每与学徒相反。当然，无论是私相传授还是自学成医者，都造就了不少名医。他们运用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讨心得，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药学机构与药业组织
在官办医校中，仅唐太医署设有药学部，培养药园生，此后即未见有专门培养人才的药学机构。中国的药业人员，大多是师徒传授。药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故常造成人为的药物紧缺现象。宋代创立的官药局是国家经营药材的一种尝试。官药局(前身是熟药所)成立的最初目的是“理财”，增进国家收入，后来又希望它发挥一定的“惠民”作用。这一机构很快又在全国推广，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建立药局。药局分和剂局(制药厂)、惠民局(药店)两部分。惠民局的药价按规定比市价低三分之一。药局初建时，分工管理比较周密，建立了一套药材贮存质量管理、资金周转、值班保卫等制度。为了保证用药安全和质量，药局的收买药材所又设“辨验药材”一职，是国家设置的专门药验官。著名药物学家寇宗奭曾任此职。官药局雄厚的财力和物力，使它在配合政府其他部门扑灭传染病流行、预防瘴疟及暑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腐败的官僚制度不断销蚀这一具有积极意义的机构，所以药局逐渐出现经营混乱、经费亏缺、质量低劣等现象，以致和剂局被人称作“和吏局”，惠民局被称作“惠官局”。官药局在元明时还断断续续维持过门面，但始终未充分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民间的药业，是从医药逐渐分家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秦汉以前，虽然已有卖药的记载，但绝大多数医家还是兼带制药、采药。魏晋以降，城市出现了专门经销药物的商店。为了全国药物的沟通、交流，产生了药材集散地，古称“药市”。例如唐大中十三年(859)以后，四川成都每年九月九日举办药市。像这样定期在某地举办药市，是古代全国药材贸易常见的形式。明清时，北方的安国、禹州，南方的樟树、亳州，是当时主要药材集散地。每年春、秋二次举行药市，各地药商云集。广州、明州等地，则为香料药的集散市场。至于乡镇利用“墟市”买卖药材，就更为经常习见了。
在药材交易中，为了加强联络，保护药业或从事药业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逐渐产生了行会。隋唐以后，商业分行甚众，唐代出现“药行”，宋代药行更为兴盛。都市中产生了多种专门的药铺，如有专售生药(原药材)、熟药(加工炮制过的饮片)、小儿药、口齿咽喉药、洗面药、成药、眼药、产药、疳药的药店。这些药店大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药，后面加工)结构，并设有坐堂医生在店前看病(或店主即医生)。商业竞争，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市招”(商标或广告)，以招徕顾客，推销药品。明末以后，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药业内部也形成了帮会，如安国药市至清中期已有十三帮。药业的竞争，客观上促进了全国药物的交流和药品质量的提高。而穷乡僻壤仍然缺医少药。民间草医多自采自卖，并向买主介绍药品功能。走村串户的“走方医”，常挟一技之长，自带药品，为人治病。走方医手持虎撑(亦称串铃，一种环形中空的金属器，内有滚珠，可振摇作响)以告乡民，故又称“铃医”。
医院和医药慈善机构
古代医生看病，多在自己的诊所，或应请上门治病。将病人集中在一处予以治疗，这种私人医院的形式并不普遍。然而以官方或佛教等名义举办的一些慈善机构，实际上具有医院的作用。汉代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府下令利用空闲房屋收容疫病患者集中治疗，已具医院雏型。北魏时专设病坊救治老年痼疾，又派太医署的医师在一固定的馆驿治疗病人。佛寺为弘扬佛法，也设立病坊，收容为社会所遗弃的疠疾(麻风)患者，由医僧调治。唐代政府派专人管京城长安的病坊，有“悲田院”(兼收乞丐)、“福田院”(专收麻风患者)诸名，多带佛教色彩。还有专为官员、僧人、囚犯而设的病院。和其他医药机构一样，宋代的医院更是名目繁多，如福田院、安济坊、将理院、广惠坊、养济院、安养院、安乐坊、保寿粹和馆、军医院、病囚院等。其中既有官办的，又有私人办的，收治的病人各有差异(如麻风、传染病人、孤老、僧侣、军人、囚犯等)。为加强医院管理，宋大观四年(1110)政府颁行了“安济法”，涉及医院定员及级别升迁等事。这时的医院已能注意按病人的性别、病种及病情轻重分别对待，注意隔离、护理和清洁卫生。医生每人均被发给“手历”，记录所治病人。元代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药物院，聘用阿拉伯医生配制药物，既为宫廷服务，又为在京的兵、民治病。明代的安济坊、养济院的设置更为普遍，这些具有慈善事业性质的医院对防止传染病扩散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私人开办医院，最早的当推南北朝的李亮，他在家中的厅堂里收容病人。此后，宋代医家庞安时等也都兴办过病坊。直至清代，私人捐赠开办的医院(普济堂)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粗具近代医院的规模制度。
医书校勘出版机构
隋、唐、五代都有由政府下诏组织编撰医药书的情况，但却没有专门机构从事校勘工作。北宋嘉佑二年(1057)，在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选派具有编书经验的儒臣、有医疗经验的医官共同从事医书校正。宋代校正医书局主要儒臣有掌禹锡、林亿、苏颂、高保衡、张洞等，医官有秦宗古、朱有章等。儒、医合作校修医书，保证了文字和内容的正确性。该局成立后，先后完成了11种经典医著的校修。宋以后再也没有类似机构建立。
民间医学团体
古代见于记载的惟一的一个民间医学团体是建立于明隆庆年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由医学家徐春甫等46人组成，均为当时住在北京的医家。该会创立的宗旨是探究医理、讲习方术，精益求精、克己行仁，深戒徇私谋利之弊，助善规过，患难相济。其对会员的要求分22项(如诚意、明理、格致、审证、力学、辨脉、处方、忘利、自重、戒贪鄙、恤贫......)，这些要求注重提高会员的医术水平和医德修养。
医书的形式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现在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宋以前医书之校修
手抄书不仅费时，更大的弊病是容易脱误。传抄者往往根据自家的意见修改古书，或补充内容，这就造成了医药书内容混乱的局面。一些医家起而校勘整理经典著作，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即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加以整理，并加阐释；南齐的全元起、唐代的王冰注释《素问》，对保存古代医籍和阐释奥义很有贡献。隋、唐统一以后，政府比较重视医书的整理和散在资料的搜集。国家图书资料收藏丰富，人力、物力充足，对医书整理十分有利。隋代朝廷命巢元方等编纂了《诸病源候论》，另外又组织人员编成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今佚)。唐代政府组织杨上善等注释了《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大成》，又组织苏敬等编修《新修本草》，在全国范围征调药物标本和资料。五代后蜀又令医官韩保升在《新修本草》基础上编修成《重广英公本草》。这些由政府组织官员完成的医书整理，为宋代该项工作的深入准备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宋代政府大规模校正医书
北宋处于医书由手抄转向版刻的关键时期。宋代政府对医药的关注和大批儒臣、医官的出色工作，使大批医学资料得以保存，为中医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政府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民间医书，曾屡次下诏向全国征集医学资料，采用多种奖励办法，抢救了不少珍贵图书。宋初医官王怀隐等所编《太平圣惠方》及政府另外编修的《神医普救方》1 000卷(今佚)，北宋末政府编修的《圣济总录》，多得益于民间进献的医药资料。为了使医书整理工作更为全面深入，北宋朝廷于嘉佑二年(1057)成立了校正医书局，采用儒臣、医官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保持古籍的原貌和内容的正确。如掌禹锡等校修《嘉佑补注神农本草》时，立例无所刊削，载药1 082种，校修恰当，采摭广泛，凡有次序调整处，均一一注明，体例十分严谨，从而保持了此前历代本草的内容原貌。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文字资料的同时，注重实地调查，完成了全国药物调查征询工作。北宋官修医书11种，18次，校定了《素问》、《难经》、《甲乙经》、《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编修了《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本草图经》。这些医药书实际上是中国医学的精华。它们一般由国子监刊刻，质量很高，由政府颁行各地。为了使某些重要医书永久留传，不致讹误，北宋朝廷曾命人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镌刻在石碑上。这些卓越的工作结束了宋以前医籍传抄的混乱局面，使中医的许多经典著作得以广泛留传，为医学教育提供了教本，从而为此后医学理论探讨高潮的掀起准备了物质条件。宋以后历代政府都有组织编修医书之举，但无论规模、质量和意义，都无法和宋代的医书整理工作相比。
医学理论的探讨与验证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战国、秦汉之际已经初步建立。汲取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营养，是中医建立其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早期医理专著，实际上从医学角度反映了先秦诸子的某些思想精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内经》本身并非一家一派之言。汉代张仲景以后，临床医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内经》等书的理论内容有效地发挥了指导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格局，把《内经》推向了中医经典的宝座。汉唐以来，受儒学注疏经学著作的影响，《内经》的注疏整理也得到了重视，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先后注《内经》，对后世研究医经影响甚大。从不同角度对《内经》进行分类解析或专题发挥，使《内经》研究更切合实际运用的需要。《黄帝内经太素》、《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等著作，无不源于《内经》。《内经》的理论思想逐渐渗透到其后中医临证医学的每一个方面，许多医书中都引用了《内经》所述作为立论依据，并根据医疗实践予以验证发挥(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
宋代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及医学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医学理论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官方大规模校勘整理并刊行医学典籍，为广大学医者提供了良好的教本。中央和地方兴办医学校，其考试内容就是经典医书中涉及的理论知识。据《太医局诸科程文》，当时所考的六方面题目中，都要涉及理论。如“大义”是考人体生理与自然界的关系，“运气”是考运气主岁及处方用药宜忌等，客观上促进了人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北宋理学的发展，也引起了医学界对《素问》中的运气学说(现一般认为是唐代窜入)的探讨。五运六气是用于解释疾病发生的一种新途径。宋徽宗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广“运历”，预测次年多发疾病及处方用药原则，使运气学说在北宋末迅速流行起来。宋代的文官统治者和儒士们对医学的重视，使医学地位得到了提高。“儒医”对医理探讨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北宋时医理探讨风气日益浓烈，出现了《本草衍义》、《圣济经》等医药理论内容较多的著作。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历史原因，促进了此后金元的医学争鸣和医学流派的出现。
金元医学流派的形成
宋代朝廷在公元1126年被迫南迁，北宋时的文化中心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由于北宋时医学理论探讨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在金朝所辖地区的一批民间医生，为解决当时战乱环境出现的医学新问题，开始了新学说的探讨，出现了医学流派之间的理论争鸣。在此以前，由于地域习俗或医家个人经验等原因，也曾出现过医家偏爱使用寒药或热药的现象(如民谚称：“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即说石藏用好用热药，陈承好用凉药)，但没有形成学派之争。金元时的医学学派争鸣则不同，各派有自己的理论见解和与之相对应的治疗主张，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影响面。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又都以《内经》为学术渊源所在，但却对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有着迥然不同的见解，这表明他们在各自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内经》中的理论思想予以深入的发掘。
学术上的新见解往往是为了纠正时弊或解决新问题而发。北宋时对《伤寒论》的研究比较多，而伤寒派医师遇外感热病多从伤寒考虑，好用温热药；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外来的香料药也为当时的许多医家所好，《和剂局方》的许多成药，即多香燥之品。因此滥用温热香燥药物已成时弊。宋金对峙，战乱频仍，疫病流行，运用古代的成方已适应不了新的医学实践，因此金代刘河间、张元素均从运气说入手，提出新的见解。张元素的名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可以看成是金元医家要求变革和对医理进行新探讨的共同思想基础。
刘河间的《素问病机原病式》着重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认为其中以火热有关的病机最多。他还认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火热有二(火、暑)，其他四气也都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往往产生风、燥。因此，他的见解是“六气皆从火化”。从这一立场出发，刘河间治当时的伤寒(实则多为后世的温病)，多用寒凉药，创制了一系列的清热通利方剂，故后世将他作为“寒凉派”的代表人。刘河间的弟子和私淑弟子继承了他的学术思想，形成了“河间学派”。这一派成就最大的是张子和，他认为天下太平之时，人多静逸，静属阴，用温药解表发汗，有些效果。但像他所处的天下大乱之时，战争、饥荒、赋役迭相扰动，动属阳，诸病从火化，再用辛温就不行了，应该用刘河间的辛凉之剂。鉴于当时某些医生好补成风、滥用香燥，张子和旗帜鲜明地提出治病必先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他的攻邪思想落实在发展和丰富了汗、吐、下三种治疗大法上，故后世将他称作“攻下派”代表者。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与《素问》及《伤寒论》的某些论说也有密切关系。
与刘河间同时代的张元素则是易水学派(张氏为易州人)的创始人。这一派的成就在于对脏腑病机学说有新的阐发。张元素十分崇尚张仲景用药法，认为用此治内科杂病也有神效。他在治疗内科病时，主张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尤其强调“养正”，正气强，邪自除。他的学生李东垣发展了脏腑辨证和“养正”说，以《素问》“土者生万物”立论，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李东垣根据他在战乱环境的医疗实践，体会到“饮食劳倦则伤脾”(《难经》)，而脾胃为生化之源，人以胃气为本，因此他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方，用以调补脾胃，故后世称他为“补土派”代表。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继承了重视脏腑辨证的传统，又对三焦辨证续有发挥。王好古则发展了“阴证”论，主张用温养脾肾法进行治疗。以张元素、李东垣为轴心的易水学派，重视内伤证的脏腑调治，和重视外感证的六气皆从火化的河间学派在看问题的角度及处方用药上大相径庭。因此两派传人互相抨击，指责对方学说在某些临床问题上的失误。
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易水学派在观点和用药方面并无突破性的创新。重视脏腑辨证在《金匮要略》、《中藏经》中已有体现。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更是明显地依据脏腑寒热虚实用药。脾胃的重要性在《素问》中也已直陈无余。李东垣等承其余绪，续加弘扬，其处方用药虽有独特处，但仍未脱离《和剂局方》温补辛燥药的窠臼。两相比较，河间学派无论在理论还是用药方面都有创新。他们一反伤寒用药、服食用药、《局方》用药均偏温燥的积弊，运用新的思路从《素问》病机十九条中引出了火热论的观点，这不仅对当时外感热病的治疗有现实意义，而且还为温病学说的兴起打开了道路，影响深远。当河间学说在元代传至南方的朱丹溪之后，由于地域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学说又进一步得到发挥。朱丹溪认为南方的疾病湿热较多，湿热和火热病机不同，不可套用河间治火热之法，更不能采用《和剂局方》的辛燥香窜之方。朱丹溪受理学影响很深，对《素问》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把医理和哲理相结合，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见解，主张用滋阴降火的方法来补肾养阴，创造了大补阴丸等一系列方剂来实现他的见解，因此后世称他为“滋阴派”的代表人。朱丹溪的学术见解在明初风靡全国，影响很大。由河间学派衍生出来的温热学派，在清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其基本的出发点，仍是刘河间对火热证病机理论的阐发。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河间学派开拓的是一个广阔的医学新领域，其成就远在易水学派之上。
金元的医学流派整体上分为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近现代又将这两派中卓有建树的四位医家称作“金元四大家”，按他们的治疗学术主张分别称之为寒凉派(刘河间)、攻下派(张子和)、补土派(李东垣)、滋阴派(朱丹溪)。其中朱丹溪虽源自河间，但其立论和治疗的重点实际上已转向了内科杂病。明代以后，金元两派的直接攻讦渐次消失，但由此而引起的医学理论争鸣却愈演愈烈，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与《内经》时代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形成相比，金元的医理探讨又螺旋形地上升了一个层次。结合新的医疗实践阐发新说，并建立与新说相适应的一整套理法方药，是金元及其以后医理探讨的新特点。
明清时代的医学流派
金元医家的争鸣，掀开了此后各种医学流派蜂起的序幕。根据新的医疗实践创立新说、改变古方以治新病，是金元各派医家的共同特点。传统古方(主要是张仲景方)的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明代前半期，朱丹溪、李东垣的学说影响甚广，滋阴、补气法的运用已近乎泛滥。明末清初，中国文化界又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时期，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均有新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掘早期经典著作中朴素的辨证施治思想，一批卓有见识的医家把《伤寒论》研究推向了新的境界。他们借整理《伤寒论》为由，不断地阐发各自对伤寒证治的新见解。这一风气在清乾(隆)嘉(庆)以后，受儒学考据之风影响，更加炽盛，形成了历史上的伤寒学派。
前已述及，金元时期刘河间伤寒病的火热论，引起了外感病治疗上的变革。经过明末、清中叶诸多医家在治疗温病过程中不断实践和完善，温热病终于逐渐从伤寒范围分离出来，自成一说。温病学说的建立和发展，是明清医学中的突出贡献。对此学说有贡献的医家即属于温病学派。
与以上两个学派并存过一段时间，其特色主要反映在内科杂病诊治方面的另一个医学流派是温补学派。这是因临证用药多偏温补而得名的一种学术流派，实际上是易水学派的延续。元末明初，朱丹溪滋阴学说深入人心，但某些不善学者未能得丹溪之精髓，惟取滋阴药滥用，甚至以知母、黄柏为滋肾水常品。为纠其偏颇，明代以薛己、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为代表，着力阐发脾、肾虚损的治法，对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又有新的发挥。
明初薛己重视脾胃之学，乃本于李东垣。但他又重视肾中的水火，习用六味地黄丸滋肾水、八味地黄丸益肾火。故薛氏之学，乃脾肾并重。赵献可阐发薛己之学，独重肾水命火，提出两肾之间为命门的观点。肾与命门的关系，即水和火的关系，尤其将命门的无形之火，作为五脏的生机之本，把命门的重要性提到心之上。宗赵氏之学者，有清代的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等人。明末张景岳为温补派之大家。他最初信奉朱丹溪滋阴之学，后转而服膺易水之论。张氏对李东垣、薛己续有发挥，认为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阴不可无阳，无气则不能生形；阳不可无阴，无形便不能载气，所以物生于阳而成于阴，阴阳二气不能偏颇。针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张氏力申“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他创制右归丸、右归饮以培右肾、命门之元阳，左归丸、左归饮以填左肾之元阴真水。在治疗上，张氏慎用寒凉以免伤阳，不妄攻伐以免伤阴，处处顾及培命门脾胃之气，故多用温补之方。此后李中梓受上述温补派医家影响，又进一步取各家之长，同时阐发先天后天根本论。李氏谓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融合李东垣、薛己之论。李氏的水火阴阳论中，尤重于阳，有“补气在补血之先，养阳在滋阴之上”之说。不过李氏理论上偏重于阳，在临证治疗时却用药平稳。温热学派的核心人物已如上述，其影响也比较广，尤其是清代前期，崇信者尤多(如张璐、高鼓峰等)。这一派以温补疗虚损，实有独到之处，但不善学者，常仅得皮毛，不免以温补误人。清中期以后，批评温补学派者不乏其人(如章楠、陈修园、王孟英)。当温病学派大兴于清代之时，不仅外感温热以辛凉清润治之，即内伤杂伤也多用清润阴柔之品，温补派日见势微。
明清时期医学流派当然还不止上述三派。自从金元医学争鸣以后，围绕着各种医疗学术展开的争论层出不穷。各种学科，甚至在同一学派之间，仍然存在着门派之争。这些医学流派的产生，活跃了学术空气，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其中温病学派对温热病病因病机的探讨，是中医病因学上的卓越发展。它把脏腑病机学说引伸到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的新阶段。温病学说发展了张仲景《伤寒论》有关温病的范围和实质内容，形成了新的学说，填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空白，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北宋政府组织校正的十几部重要的中医药著作，是古代中医文献的精华，也是宋以前医药资料的渊薮。经宋金元医家的研究和实践，又产生了一批个人著述，较好地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医学水平。明清时期的医书更加众多，在规模、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比宋金元时期前进步。在医学流派的纷争、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清代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的兴起，以及人口不断增加等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代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医学经典著作的注释和阐发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崑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集成医著的涌现和各科医疗经验的总结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珮琴的《类证治裁》等书。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普及性医书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医案与杂志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西方文化的传入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延绵不断，医学也是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外域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学并未产生强烈冲击。16世纪后半期，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邓玉函等)利用医药进行传教活动。澳门主教卡内罗(Belchior Carneiro)于1569年在澳门创办了仁慈会和两所医院。随着欧洲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西方的医药理论和诊断方法等也相继传入，但对当时的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甚微。
19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腐朽没落，英国用炮舰迫使中国输入鸦片，并在1840年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洋医学的理论和技术被加速介绍到中国。许多传教士和医生在华行医、办学校、译书并创办刊物。传教士在他们的诊所或医院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西医，中国也陆续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医。因此，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医队伍在不断扩大，产生了许多西医药学术团体。西方医学的理论和医疗技术，以及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西医队伍，对中医学来说无疑是强有力的竞争对象。
中医为生存发展而抗争
西医传入中国后，两种体系完全不同的医学的共存局面就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当政期间，接二连三发生了由政府当政人物出面主张废止中医的严重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扼杀中医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项提案设置了种种限止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引起了全国中医药人员的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全国中医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了赴京请愿团。经过顽强地抗争，终于使“废止旧医案”未获准施行。中医界从此定3月17日为国医节。
中医在近代面临着社会乃至政府机构的一些压制和不公平待遇，同时又面临着西医学在学术上的竞争，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抗争。为此，中医界开始下力气兴办中医教育，在上海、绍兴、北京、广东等地办起了中医学校。近代最早的中医学校为利济医学堂，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此后，在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1911～1937)期间，有过80多所中医学校。其中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甘仁、谢观等创办)、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张山雷等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药界人士创办)、北京国医学院(萧龙友、孔伯华等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等创办)等。这些中医学校培养了大量高水平中医人才，为1949年以后中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近代中医界又积极编刊中医书籍杂志，组织中医药学术团体，以期使中医学术得到积极发展。在如何发展中医这一问题上，当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思想。中西医汇通派是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潮流，他们为在中医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为生存发展而奋斗的局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观，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肯定。在一系列保护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制定实施以后，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8月为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并由此制定了卫生工作的方针。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遗产、保护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使中医学的发展得到政策保证。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更进一步提高了中医的社会地位。1955年12月12日周恩来同志为中医研究院建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卫生部给中央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卫生部根据上述方针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医发展的重大措施，如建立中医医院，在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建立中医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高等中医院校，举办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在卫生部设立中医司及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取消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种种限制等等。到60年代中医已有了长足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医发展一度受挫。1976年以后，中医药事业又重新得到发展。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及中华中医学会相继建立。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科研、医疗、古籍整理、对外合作交流有了新的发展。
中西医结合是在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从中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人民对防病治病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的核心是50年代一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他们把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与中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成果斐然。这些成果对促进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发展中医学的首要工作。出版中医古籍原著是研究中医理论的重要条件之一，近40余年共出版中医书籍千余种。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批中医古籍。中医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受到重视。在学术刊物上开展的有关阴阳学说、脏腑经络、三焦命门、甘温除热、益火培土等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历史上各学术流派的总结，促进了中医传统学术的发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诊断学中的脉诊和舌象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藏象学说的本质研究，主要从单个脏器入手，研究得比较多的是脾和肾。肾本质和肾阳虚的现代研究已获得了进展，为治疗肾阳虚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可遵循的原则。对气的本质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针刺麻醉是在古典的针灸止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是中西医结合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深入探求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规律的同时，针刺麻醉的原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对经络实质的探索较多地集中在研究循经感传现象。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在广泛运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的同时，对辨证的科学依据和物质基础也有一些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些八纲和卫气营血辨证的物质基础。此外，中医的治则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主要体现在探讨治则的科学基础，寻求可供检验和说明其科学性的客观指标。这方面的进展以活血化瘀和扶正固本两大治则最为引人注目。对治则的科学研究又反过来促进这些治则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中西医结合是当今临床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在心血管疾病、急腹症、骨科病、烧伤、泌尿科疾病、白内障、肛肠疾病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药物研究方面，品种鉴定取得的成绩十分突出。中药的炮制、制剂、药理、药化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中药里已挖掘和筛选了一批新效或高效药(如青蒿素抗疟及某些抗病毒、抗癌药物的出现)。中药复方的研究也有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为了抢救散失在民间的用药经验，由政府组织了群众性的“采风”运动，收集整理单秘验方。整理发掘老中医的临床经验，也被作为继承发扬中医的重要工作得到开展。
综上所述，中医学在经过5 000年的发展之后，正在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医学之林。对中医发展经验和规律以及理论的探讨，必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现代中医史
近代，中国开始研究中西医结合，并且重新认识到了中医的精妙之处。在国际上，中医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中医史相关条目
参看
- 《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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