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
未登录
创建账户
登录
医学百科
搜索
查看“中国医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的源代码
来自医学百科
名字空间
页面
讨论
更多
更多
语言
页面选项
Read
查看源代码
历史
←
中国医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因为以下原因,您没有权限编辑本页:
您所请求的操作仅限于该用户组的用户使用:
用户
您可以查看和复制此页面的源代码。
{{Hierarchy header}} == 一、[[内科]]== '''(一)[[伤寒]]学说的研究进展''' 伤寒学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发展。其一是《[[伤寒论]]》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阐述。其二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伤寒的概念与病因探讨 与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完全隶属于伤寒不同,此期[[医家]]们已试图对三者进行区别,他们虽无专篇论述,但往往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肘后备急方》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王焘]]:《[[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库全书7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尽管从现存的《小品方》条文来看“解宜不同”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医家们已经注意到温病,伤寒有所不同,这对以后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期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冬寒夏发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的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由于“疠气”的提出,认识到温病是有传染性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体方药。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丸]],还指明该方除用于治疗之外,“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P3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在“冶[[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等,说明当时对于预防[[温疫]]的发生确实经过了多种尝试。 对若干传染病的认识 《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该书首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突破,[[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葛洪在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19世纪法国[[巴斯德]]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该书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豌豆疮(天花)据现知资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证据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然而世界上对天花的描述,当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述最早。《[[肘后方]]》指出:“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气。世人云,永徽(当为永嘉之讹)四年(公元301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晋元帝年号)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35,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6),虏疮后又被称为豌豆疮,也就是天花。葛洪对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均已阐明,并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同时,还说明出现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国本土固有的疾病。其后,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张景岳]]也都重复强调了这一点。(建武年号在晋前凡三见,为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为东晋元帝(公元317年),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时,至今意见不一,有待继续研究)。 沙虱(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细小的虫子,叫沙虱。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 沙虱,据学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对恙螨的生态。[[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感染]]及其初疮,主要症状[[体征]],检查方法和预后等,进行了如此细密的观察及科学的描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沙虱是恙虫幼虫-恙螨,是该病的[[传播媒介]]。 '''(二)内科[[杂病]]''' 这一时期内科临证医学迅速发展,标志之一是医方书的大量出现,种数约达二百种,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师方]]》等,这些方书的内科杂病内容大部甚为丰富,对一些病证的认识和诊断更为深入与细致,治疗上既注重疗效,又提倡简易[[疗法]]。尤其突出的是,对诸如[[脚气病]]、[[瘿病]]等一些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时予以了高度重视,其相应的诊治方法也得到发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证的[[流行病学]]因素。一些医疗新方法的探索也极有价值。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防治经验与水平,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脚气病''' 本病自晋代日渐流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侯也。”可见当时对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该病某些症状的诊断,已有客观的检查方法,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在治法上,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但其常用的药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节]]、[[松叶]]等,却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同时,该书还指出:“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不及时治疗可以发生“脚气攻心”的危重症候。 '''瘿病''' 在此以前的史料和医籍中,均有该病的记载。但阐述较精当者,当推《小品方》。其论曰:“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中央,不偏两边也。乃不急,膇然则是瘿也。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长安及襄阳蛮人,其饮沙水,喜瘿,有核瘰瘰耳,无根浮动在皮中。”概括了该病的体征形态,上述前者由[[恚气]]之气结,与今日囊状型[[甲状腺肿]]相似;后者由饮用沙水所发,与今日结节型甲状腺肿相仿。 《小品方》将该病按其病因分为上述两类,是当时瘿病史中首创,并对后世的证型分类有深远的影响。在治疗方面,共有治瘿[[方剂]]26首。当代的新方共有14种,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单用以及与它药[[配伍]]的方剂达11种,另有[[鹿靥]][[单方]]1种,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仅为2种。 就海藻、昆布与它药配伍的治方来看,其中配伍[[槟榔]]、[[白蔹]]、[[牡蛎]]、[[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药,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结气的基础上,佐以[[消肿]]软坚、[[降气平喘]]所组成的。另一鹿靥单方,当为鹿的[[甲状腺]]制剂。这是我国南朝宋齐间五世纪《僧师方》著者僧深所首创,若与1914年Kendall氏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实施的甲状腺剂疗法相比,可为世界医学史中的光辉一页。 '''流行病学因素的重视''' 当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遏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 二、[[外科]]==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在论述金疮等[[外伤]]引起肠出的治疗时,除叙述种种纳肠入腹的医疗技术外,更强调“十日内不可饮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这些护理原则和要求也是很科学的。又如:对痈、疽等化脓性感染已形成[[脓肿]]者,十分重视切开[[引流]]的时机,强调:“若背生,破无善……胸背不可过一寸针”,“凤毒,勿针”,“其化为脓者,写则已”,“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甲[[铍针]]”,“脓深难见……用[[火针]]”等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化脓性感染保守治疗或切开治疗的原则和适应症;切开部位和所用刀针选择;对深部脓肿为了避免[[出血]]过多强调用[[烙法]]、火针切开等方法和原则等,都有着比较科学的依据。烧烙法、火针刺之,就是甲火烧红手术刀针后刺破、切开脓肿,这种技术要求,既可以达到器具[[消毒]]、避免[[继发感染]],又可以达到烧烙[[伤口]],以达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对深部脓肿除强调烧烙法切开的治疗原则外,还正确指出用油[[纱布]]引流的要求,说明此时[[痈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詠之》记载魏詠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詠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詠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詠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 三、[[骨伤科]]== 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最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肘后备急方》还描述了类似现代所称的因外伤所致颅内[[血肿]]、[[脑干损伤]],对类似创伤[[休克]]的[[证候]]也有认识。葛洪认为对创伤“昏绝”、“欲死”的危象应使伤员安静,并采取外用止血,内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药抢救。这是我国对创伤休克的早期知识。 关于开放性创伤的诊疗技术:《肘后备急方》对开放创伤(金疮)的认识,较前期有较大的进步,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主张用盐水或煮[[葱白]]、板兰水洗涤创口;对某些因感染“毒气”而继发的感染(肿痛[[化脓]])主张药水洗后外敷[[黄连]]、[[黄柏]]为主的药膏。葛洪处理伤口的技术,为后世所推崇。 《肘后备急方》把创伤分为危重创伤、[[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创伤四大类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备急方》还有“脱折、[[折骨]]、诸疮肿”的论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称之为“骨破碎”。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 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窍成;九月腑[[百节]]皆备;十月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 [[闭经]]的[[辨证]]治疗 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崩漏]]的预后和治疗 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阴道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 五、[[儿科]]== 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还有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三卷。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二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十七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三十七卷。范氏《疗小儿药方》一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又《疗少小杂方》二十九卷,均佚。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由于传世医书不多,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 六、[[口腔科]]== 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 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 == 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 九、法医科== 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最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如日本著名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 {{Hierarchy footer}} {{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该页面使用的模板:
模板:Hierarchy footer
(
查看源代码
)
模板:Hierarchy header
(
查看源代码
)
模板:中国医学通史图书专题
(
查看源代码
)
返回至
中国医学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
导航
导航
最近更改
随机页面
Wiki工具
Wiki工具
特殊页面
页面工具
页面工具
用户页面工具
更多
链入页面
相关更改
页面信息
页面日志